杨 浣 杨 媛

修文艺，编方志。宁夏地方志的编撰始于明代，在此前没有一部以该区域为中心的专门志书，有学者认为其原因是宁夏“地理位置孤悬塞外，华夷杂居，文化积累薄弱，缺乏修志的人才和意识及长期以来没有获得独立和稳定的地方行政区划地位，从而缺乏修志的内在动力。”

庆王朱㮵就藩宁夏于宣德初年开始撰修《宁夏志》，开宁夏地方志撰修之先河。《（宣德）宁夏志》编撰体例为上下两卷，内容涉及了宁夏历史地域沿革、风俗物产、山川形胜、祠庙寺观、学校贡举、水利屯田、职官人物、诗文题咏等，反映了明初宁夏建制沿革和城市文化风貌。

朱㮵是明代就藩宁夏的藩王中最有功绩的一位，对明代宁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编撰方志，朱㮵还“于暇日会诸儒，将昔人所集文选、文粹文鉴、文苑英华、翰墨全书，事文类聚，诸书所载之文，类而选之……著凡五十八体厘为四十卷名曰‘文章类选’”，另著有《集句闺情》一卷，《凝真稿》十八卷，还有收录于方志中的诗词文赋数篇，可谓是“宁夏历史文化地理的集大成者，是宁夏外来文人文化与地方本土文化融合之先声，是明清以来宁夏‘士’文化的源头。”

继朱㮵编修《（宣德）宁夏志》开宁夏地方文化建设之范例后，出任宁夏的地方官员们根据人俗、政治的趋革变化开始编修新的地方志。弘治十三年（1500年），宁夏镇人户部郎中胡汝砺受时任宁夏巡抚的王珣委托开始《（弘治）宁夏新志》的编修工作，第二年春初稿即成，王珣作序道出地方志书记录沿革变化的重要性，“志书，一方之史也，所以备纪载、便历览，使人得以观感于前而兴起于后，关系攸大，岂曰小补之哉？……是知志者，世之大典，不可阙，亦不可略。不阙不略，凡沿革、废置可得而识，山川、地理可得而考，风俗、物产可得而知，城郭、疆域、藩封、关隘、桥梁、军垒、祠庙、学校、人物、贞烈、文献、宦迹，事事物物，亦可得而征。”《弘治宁夏新志》刊刻三十余年后，宁夏巡抚杨守礼命陕西按察司佥事孟霦请刑科给事中致仕郡人管律重编宁夏志，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嘉靖宁夏新志》书成。《嘉靖宁夏新志》的编修所增补的内容更为翔实地反映了明中期宁夏地域的整体发展状况，对宁夏镇建制沿革的记载更加详尽，也展现了宁夏至嘉靖年间形胜景致、风俗风貌的变化，怀揣宁夏本籍文化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书写了一个更加生动明晰的宁夏镇城。

倡文教，变风俗。历经蒙元的统治，明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儒学教育，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推行“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这种“教化为先”的文教政策也深入到宁夏地区。

明代宁夏地方官员普遍认为宁夏乃华夷界限，“宁夏远在大河之外，山川险阻，限界华夷，在三边尤为重镇”，具有“夷夏之殊”与“异服殊言之俗”，以杨一清为代表的众多地方官员都提出“以夏化夷、用夏变夷”政策来变革宁夏的风俗：

惟宁夏远在大河之外，密迩龙沙。秦汉以来，虽郡县其地，实羁縻之而已。逮宋则为僭窃所据。故中国贤人君子宦业无闻焉。元张文谦、郭守敬，劳效懋著，而未能用夏变夷，无足言者。至我朝皇祖龙兴，兹地兹人率先内附，遂罢郡县，置卫所，宿重兵以镇之。然是时四郊多垒，戎务方殷，故效忠宣力，亦惟武臣为多，而文儒之勋迹，犹未著也。比工部侍郎吉水罗公汝敬来督屯田，始广储蓄之利而边食足。郭公既至，申严法令，戢暴禁奸，兵民倚以为重。于是有参赞、巡抚之官。自时厥后，专以都御史为巡抚，著为令，至于今莫之有改矣。

夫观乎其地，而稼穑鱼盐之利甚博；观乎其俗，而诗书弦诵，比屋有闻；观乎其士，而瑰奇卓异之才，出以科籍显者，彬彬日盛。虽仁圣之化，渐涵覆被，有固然者，而内修外攘，以纳斯人于衽席之上，为参赞、为巡抚之功，亦乌可少乎。且古之为政者，因俗变革，然必观前人之所为而损益之，弛张缓急，因其所以然而斟酌其所当然，然后无弊。

这种“用夏变夷”的夷夏观影响了中央及地方官员们对宁夏“文教兵宪”的治理观，实行文武兼寓，但强调以文优先的治理观念，“矧宁夏五术一学，逼近边戎殊方，民居俗尚，亦异武弃纨袭之流，亦鲜克由礼，率行教化，尤其急务。公之作学也，正风劝士，将无先礼让之治，而寓偃武化夷之意乎”，意在以文培植教化，以武制御夷狄，通过对宁夏地区的治理与教化，使其移风易俗，“风俗一变而为礼乐之邦。”

明代宁夏儒学教育体系是由卫所儒学为主体兼武学、社学、书院等形式共同构成。儒学又分府、州、县学，“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

宁夏卫儒学设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惠帝建文三年（1401年）废除，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复立，设教授一员，以教训官军子弟，“盖以地虽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礼义也”；成化六年（1470年）都御史张蓥巡抚宁夏后重修宁夏儒学，宁夏卫学徒“皆军卫子弟之秀，其进而受教于学，诵圣贤之书，究天地之微，明人伦之大，会之于心有本原，见之于践履有次弟。”可见宁夏卫儒学最初是为戍边官军子弟设立的，在演习弓马之外令其读书，晓人伦与三纲五常之道。

正统八年（1443年）巡抚陈禹奏建中卫儒学，弘治十三年（1500年）都御史王珣、按察佥事李端澄修拓一新，“诗书礼乐之道兴，弦诵之声作，诸生学有成效，出其门而为国用者已彬彬矣。”同年，王珣奏设建立灵州儒学，弘治十七年（1504年）州学废，正德十三年（1518年）都御史王时中复奏立守御千户所学，科贡如制，“使居上者诚能以教诲为本，卑知各叙其天秩，师其天则，积久岁月，则亦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易之俗。使他日韎韐之士而有士君子之风，传诵大方，耸动观听，则于盛世未必无少补焉。抑以余观于诵法周、孔之徒，犹且亟于在己所欲，以教人为末务而未暇及。今廷辅职在驰马试剑，而能深探化俗之本，则其为人可知矣。”

此外，宁夏镇还分别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造养正书院与朔方书院，后逢地震养正书院倾圮，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改建为揆文书院，“揆文”出自《禹贡》，意在提醒“上以人伦为教，则下以惇伦为事，风习渐涵，恩义维系，由是战则胜，守则固，文教武卫，要不可歧而二之也。”

有明一代，宁夏各级地方官员对于“文教武卫”的治理观念贯彻始终，二者缺一不可且以文教为先。通过文教教化以夏化夷、用夏变夷，明人将宁夏地区化夷为夏，化塞北为江南，化边疆为中原。通过移民与移风易俗，明人将宁夏由“异服殊言”变为“风俗休美”，实现了社会变迁和边地的稳定发展。

至此，宁夏地区由景观风貌上的“塞北似江南”真正成为文化层次上的“塞北是江南”，江南营造活动便是“江南化”的一种方式，其实质是“边疆地区的中原化”，目的是通过“江南化”的治理方式实现宁夏塞北边地的稳定发展。因“江南”在明代尤其是明初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这种“化塞北为江南”的政治目的实际是为了塑造和加强宁夏对明朝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才是塞北何以为江南的深层文化内因。

宁夏“塞北江南”形象的产生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不懈的开发历史。宁夏的山川地理走向呈南北状的长带形，北部是以贺兰山为屏障的宁夏平原，黄河流经其东滋润灌溉着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一山一河的地理走向形成了塞北江南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也造就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在此地的交错融会；再加秦汉以来悠久的农业开发历史使宁夏平原久久浸染农耕文化的气息，形成了渠道纵横、沃野千里、谷稼殷积、阡陌相连的江南气象。

然而，“塞北江南”形象的深化也是宁夏地区江南化深入发展的过程，其与移民文化密不可分，中原移民成为这一变化的“关键少数”。明初伴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华夷文化的大融会，大规模的中原人和江南人来到塞北边疆之地，通过对边地的治理和革新，从对环境景观的改造、文化和观念上的改造，使塞北边疆之地“江南化”“中原化”，从蛮夷之地变为风俗秀美，成为“边疆的中原”，展现了塞外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对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先进文化）的文化认同，以及对“华夏”的情感认同。

【作者简介：杨浣（自治区政协委员、西夏区政协委员），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西北历史地理等；杨媛，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