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嵩
虏，这里指胡虏，古代专用为与中原敌对的北方部族之通称。时代不同，所指对象也不同，汉指匈奴，如《汉书·晁错传》:“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唐指突厥，如李白《子夜吴歌》之三:“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宋指金辽，如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明指蒙古诸部，如明朝曾任三边总制的唐龙《红石峡歌》诗:“胡虏十万声雄唬，赤睛黄须呼天骄。”这里指的就是蒙古鞑靼或瓦剌等部。据《明史·职官志》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火筛入寇，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十五年以后，或设或罢。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为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明朝中期的著名将领兼诗人、河南浚县人王越曾两次出任提督陕西三边军务一职，他善于用兵，身经百战，取得了多次与鞑靼部作战的大捷，如红盐池之战（陕西榆林境内）、奇袭威宁海（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黄旗海）、追战黑石崖、延绥大捷、贺兰山后大捷等，为后世所敬仰。尤其是贺兰山后大捷，他以七十二岁高龄率师奇袭贺兰山后的鞑靼，领兵六千，分三路进击，至蒲草沟，大胜而还。战后他写有一首七言律诗《贺兰山后大捷》：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这首诗选于《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亦收录此诗。据《乾隆宁夏府志》载：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在县（今平罗县）西北二百里，明总制王越分兵讨贺兰山后叛寇，北哨击贼于花果园，南哨至蒲草沟，贼从沙窝遁去，合兵追至大把都城，又追败之柳沟儿，寇遂遁。”这首诗写的就是这次战事。诗意昂扬，气势如云，老当益壮、奏凯以还的壮烈情怀尽在诗中，真情流露，不事雕饰，慷慨激昂，有河朔激壮之音。在王越之后的嘉靖十一年（1532年），西北边境连连告急。浙江兰溪人唐龙临危受命，领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在他任内曾多次取得对鞑靼部落的大捷，他都以诗记之，其中有《蜂窝山大捷诗》《芕苦滩大捷诗》《打硙口之捷》《固宁延官击虏获捷》等，主要记录的是与蒙古瓦剌吉囊部落作战的情况。如《蜂窝山大捷诗》：
十万胡雏敢鼓行，嫖姚诸将按西营。
提刀直斫阴山虎，奋戟横穿瀚海鲸。
三路捷声飞羽檄，九秋胜气蓊霓旌。
腐儒尚觅干城策，愿得沙场长罢兵。
这首诗选自《万历固原州志》，《嘉靖宁夏新志》《宣统固原州志》《民国固原县志》亦收录此诗。《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嘉靖十三年（1533年），北虏数犯镇远关（明宁夏北边墙〔长城〕关门）。总兵官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游击将军郑时、彭椷，会兵追之，逾柳门至蜂窝山，斩首一百二十余级，遂成大捷，边威丕振。”唐龙因作此诗。诗很有声势，以势夺人，诗意宏大，语言铿锵，读之，仿佛身临其境，具有比较强的震撼力。“蜂窝山”在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境内。再来看唐龙的另外一首《打硙口之捷》：
月明胡骑遁沙场，诸路交驰羽檄忙。
共有虏功腾幕府，喜将三捷献明光。
帐前鹤唳榆荫碧，鞴上鹰飞草色黄。
闻道虏中饥食马，人人惊说汉兵强。
这首诗也选自《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固原州志》《宣统固原州志》亦收录此诗。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虏（指蒙古瓦剌吉囊一部）由打硙口入寇不时，总兵官王效、副总兵任杰，游击郑时、冯大伦，会兵大破之，斩首百级以归。”唐龙听闻战事胜利而作此诗。打硙口，明代贺兰山主要边防口隘之一，在今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境内。诗的描写看似在不经意间，但却把战场的金戈铁马、血雨腥风写得淋漓尽致，不仅表明了他对战事的异常关心，更是赞美了明军的英勇无敌，难掩取胜的喜感！唐龙在职数年之间，屡破“胡虏”，声名大振。曾任山西巡抚的明代著名诗人、甘肃平凉人赵时春就曾挥笔写下了《总制唐公朔方破虏》八章，予以赞美，诗是四言诗，比较长，收录在赵时春所著《浚谷集》中，《万历固原州志》文艺志亦有载录。无独有偶，时任右副都御史、山东济阳（今济南市济阳区）人黄臣也写有六首《总制唐公击虏获捷》的诗，颂扬之意尽在诗中，原作见于《万历固原州志》文艺志。这也是明代官员之间用诗文唱和、相互抬高的一种方式。又过了二十余年，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冬天，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河南光州（今光山县）人喻时，正遇蒙古瓦剌一部吉能（前文所提吉囊之子）入侵，他调集三镇兵力将其击破，斩获首级800余颗，他因功受赐金绮。胜利的喜悦使他留下了一首《喜诸将大捷》的七言诗，为后人了解明代边境民族战争增添了鲜活实例：
塞上谁言汗马稀，营中不厌羽书飞。
戍楼烟重连红帜，战垒凤高拂翠微。
狼狈胡儿乘月窜，咆哮汉将踏云归。
敢言一扫清天府，唯喜三军仗帝威。
这首诗选自《万历固原州志》艺文志。从诗中可以看出战旗翻飞，战垒高筑；“胡儿”逃窜，捷报频传的场景，三军得胜，一扫“胡尘”，全靠着皇帝的威风。诗的最后才道出了作者的“政治底线”，报效国家实际上是为了报答“皇恩浩荡”。
以上几首诗中所记录的战争都是发生在昔日宁夏这块土地上的，相互残杀，死人无数，这只仅仅是明朝二百多年边患中很小的一部分，由此推衍出去那该是多么的骇人心魄。战争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进一步加剧民族和阶级矛盾。这些诗作基本上出自于明代官员之手，除了蔑称、蔑视少数民族，再就是为皇帝歌功颂德，为自己建立所谓的功业大唱赞歌，在览读这些诗作的同时，应该结合历史现状辩证地去看、批判地去读，方能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