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万莹

1930年夏末，被吉鸿昌部赶走的军阀马仲英趁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从山东泰安马鸿逵部重返宁夏，企图重整旧部，东山再起。马鸿宾虽表面上授予马仲英为教导大队长头衔，但却暗地进行监视，严加防范。马仲英将计就计，表面上装得无所事事，整日放鹰、打球，常到宁中青年学生中间，拉拢靠近，扩充自己的实力，并与杜润芝、杜立亭建立了私人关系。杜润芝当即抓住机遇，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他先将高锦尚秘密派往教导大队任教官，然后动员梁大均、杨生连、张绍翎、张振东等20多名青年学生参加教导大队。又派李天才到中卫联络青年学生刘成栋、张曦等10余人和马仲英旧部马谦的部分驻军，随马仲英起事。同年10月，马鸿宾发现情况有异遂将要动手之时，马仲英先于马鸿宾即率领教导大队离开银川，到中卫后约了马谦旧部和李天才等一批青年学生共计1000余人奔往河西走廊，梁大均等随队前往。

宁中学潮和马仲英重组旧部并带—部分宁中学生离走，使马鸿宾深感不快，如梦初醒，认为杜润芝是共产党，因而加紧了对他们的监视。

1930年冬，国民党宁夏党部科长龙振威私拆陕北安边小学教师王鼎三给杜润芝的来信，发现信中有“当今豺狼当道，荆棘遍地，我兄何不效法朱、毛，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段，扫清宇内，朱毛革命真革命，朱毛精神真精神”等语，马鸿宾便以“和共产党来往”的嫌疑罪名，将杜润芝、杜立亭逮捕。并解骋了在宁中任教的陕北教师赵子元、马汉文等。

随即，宁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杜润芝等人。首席检察官提出公诉，认为王鼎三的信非同一般，是明显带有共产党的号召，并指责杜润芝在教学中散布赤色思想，又煽动无知青年闹学潮，实属共党分子。笼笼统统，干瘪无力的指控，实属乏味。地下党员邬逸民以辩护人的身份向法庭提出：“来信者王鼎三，如问罪需问王鼎三，杜润芝不能李代桃僵，更不能以此信就断定杜润芝是共产党。”参加旁听的学生对邬逸民掷地有声的驳斥连声高呼：“杜老师是好人！杜老师是好人！”邬逸民对学生的支持也顿感来劲，他对检察官质问道：“众人意为贤，而汝以为恶，是何居心？”杜润芝铿锵有力的驳斥，为自己辩解的能力，也使敌人理屈词穷，当场出丑，引得哄堂大笑。国民党宁夏当局找不到具体证据，面对窘境，十分难堪，只好宣布休庭。又加时任杨虎城将军高参的杜斌丞通过国民党高级法院院长焦义堂出面来电营救，一个月后杜立亭即被释放，杜润芝则仍被关押在狱中。

1931年4月，张德生根据兰州会议决定回陕北策动王子元、谷莲方、张廷芝进攻宁夏不成，根据陕北特委决议，则又一次到宁夏来。由于看守所所长魏春田和警察局科长王永昌受杜润芝的教育，不但不憎恨他，反则很同情，所以，杜润芝在狱中比较自由。张德生打通关系，设法与杜润芝会面。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在宁夏搞武装斗争，杜润芝将刘梅村等中共党员介绍给了张德生。加上马仲英在甘肃酒泉失败逃往新疆，梁大均、李天才等进步青年回宁夏，他们常去看望杜润芝。根据当时宁夏人民反马氏家族集团统治情绪的高涨，遂决定搞武装暴动。他们秘密成立了“宁夏救国军总指挥部”，以杜润芝（化名杜培英）为总司令，刻制印章，印制了委任状，拟定了各路官职的军衔，准备在小南门搞兵变。但由于组织不严，又加出了意外，“兵变”没能成功。同样，在中宁的护路队暴动也因种种原因而失败。

由于国民党宁夏当局未意识到宁夏武装起义是有杜润芝在策划，所以，在1932年初，杜斌丞通过国民党高级法院院长焦义堂出面解困，杜润芝获释出狱。

杜润芝出狱后，应著名共产党员谢子长之邀，与李天才一同赴甘肃靖远县王子元部组织兵变。同年8月，在靖远水泉乡打起红旗，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张东皎分别任正副指挥，杜润芝先任参谋长，后任政委兼参谋长，转战于靖远、海原一带。由于他们谋划不周，策略不当，只知死拼，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后终归失败，张东皎同志也不幸牺牲。

“水泉兵变”失败后，谢子长、杜润芝等回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后杜润芝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军事部长。不久，由于受到执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的排斥，杜润芝军事部长职务被撤销，派往陕南巡视红二十九军的工作。1933年4月1日，因遭到敌军袭击，敌众我寡，杜润芝等不幸被捕，于4日下午，在汪家坪遭敌活埋。就义前，杜润芝大义凛然，痛斥叛匪的无耻行径，当时，年仅30岁。

杜润芝在宁夏组建了党的组织，在甘肃、陕西、北京都作出了贡献。无论在哪里，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因此，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