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1958年，为了建设和开发大西北，中央指示，京、津、沪等大城市要抽调一批人员支援正在筹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指示，全市各区各条战线将历次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各种“右”翼分子集中送宁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上海地处东南沿海前哨，纯洁城市人口政治身份是特殊的专项工作。上海方面在答应支援些教师时也讲得很清楚，选出的老师中，业务能力没问题，只是政治身份和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希望在使用时强化政治改造。于是上海的允诺与宁夏的需求一拍即合。就这样，李文元与500多名教师一起，踏上了支宁的列车，其中绝大多数是错划右派。当年，宁夏文教工委还专门派出了人事干部王世杰、王守业两位干部去上海接人，采访时王世杰已经离世，王守业健在，头脑十分清楚。

王守业退休前是教育厅副厅长，据他回忆，1958年7月左右，教育工委的领导给他们下达去上海接一批老师的任务，并特别讲明，接的人基本是三类人员：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原则是反革命、坏分子没有正式带帽子的，右派分子属于后三类。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员，要给安排工作。他们当时心里也有压力。

到上海后先是到各区教育系统看档案，上海的同志介绍档案情况时很细致，每个人的情况都给予说明，一些很好的老师或有特殊才艺的老师还有些推荐的。

选的人有在原单位是骨干的。当时王世杰、王守业两人心中还有个盘算，就是尽量选些问题轻、年龄不大、身体好、家庭没有拖累的，还要征求本人的意见。

总的看，接的人按当时的标准都有些问题，但情况不严重，右派比较多，很多人的档案里根本没有右派的材料。这些教师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些人已经在教育行业中有了一定的建树。

王守业特别明确地告诉我们，按照要求，对这批教师有个很重要的承诺，就是到宁夏后全部安排到教学岗位。因为有了这个承诺，很多老师来时情绪稳定。但等这批老师到达宁夏后，因执行过程中有些衔接不足，落实承诺情况不理想，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偏差,最后全部得到纠正。

按照上海一区对宁夏一县的原则，这批教师到宁后全部分配到宁夏川区十个县，也是想尽可能地为他们争取些好的生活环境。后来很多人都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李文元也在这批名单中。

李文元：来宁夏之前对这里真的是一无所知，在那个时候我无论怎样脑洞大开，也不会想到一生会与宁夏结下这么深厚的渊源。

开始动员我们来宁夏时说是叫支援边疆建设，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被清理的对象，是上海不愿意要的人。下决心来宁夏最重要的原因是听到了还可以当老师的承诺。对教师来讲，讲台是发挥作用的人生舞台。

离开上海时没人送我们。提前3天通知了上车时间，整个一列车的人绝大多数是右派。所有的人都是按规定上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乡上海。列车开了很长时间都没人讲话，没人交流，大家都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前途。除了列车行进的声音，车箱里很静，所有人的心都很乱。

上车前，有人给我们介绍了一次宁夏。印象最深的就是到了宁夏可以当教师，而且说，宁夏是个好地方，是塞上江南，鱼米之乡，每天都可以吃到大米白面。我一听还暗暗高兴，因为南方人都喜欢吃大米。

1958年10月20日我们从上海动身，来之前上海市给每人补助了些布票和棉花票，刚够做一套棉衣棉裤。母亲用发的布票和棉花票给我做了一身棉衣，多亏了那身新棉衣，刚来宁夏那年冷得不得了。

离开家时父母很伤心。他们也很难接受我到宁夏，没有更好的选择，身背沉重的右派身份来到宁夏。

火车先到兰州，再转车到银川，快到银川时大家都趴在窗口向外看。印象银川很荒凉。那天刮大风，下车后风夹着沙粒吹打在脸上，就像有小刀子在割皮肤，生活落差极大。

到银川后先安排在火车站附近一个招待所，还没等我们喝杯开水，又接到紧急通知，全部人员紧急集合乘车，上车后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吴忠市，因为第二天自治区要召开成立庆祝大会，很多人都在想，可能是怕我们捣乱。

（王旭阳 蔺银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