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管主办国内统一刊号:CN64-0011 华兴时报社出版






乡村振兴 呼唤更多“CEO”

——读《乡村振兴的维度》有感

张亚红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成为今后“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经历了从过去的边缘化到现在的价值重估的深刻转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撰写的《乡村振兴的维度》一书中,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乡村振兴的本质,指出乡村振兴本质是对乡村的再投入,以恢复其经济与社会功能,吸引要素回流,包括人才回流。本文围绕“乡村振兴,靠什么来吸引人才?”这一核心问题,从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分析。

脱贫攻坚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李小云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并非割裂的两种战略,而是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建立可持续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产业升级路径,避免脱贫人口因缺乏持续发展动力而返贫。一是政策延续与调整。云南省通过建立“双绑”利益联结机制(公司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全覆盖机制,确保脱贫地区产业帮扶政策的稳定性。机制设计使脱贫县逐步形成“县县有产业、村村有基地”的布局,例如罗平县发展小黄姜深加工产业链,产品远销43个国家,带动3万余户姜农增收。二是产业升级与价值挖掘。脱贫产业需从简单种植向全产业链拓展。保山市施甸县通过“一村一品”酸木瓜产业基地,开发种植、加工、观光一体化模式,辐射12个乡镇。李小云指出,衔接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仅盯着外出打工和种地”,而需拓展农业的多元价值。三是主体性与内生动力:衔接阶段需警惕“政府主导而农民缺位”的陷阱。李小云在云南勐腊县河边村的实践中,通过打造“雨林瑶家”合作社,让农民成为产业经营主体。村民不仅获得农产收入,还通过自然教育、小型会议等新业态增收——仅暑期研学活动一个月即创收20万元。这一案例证明,利益留存机制(如合作社股份)和功能拓展(如农文旅融合)是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

如何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的维度》明确指出,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是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生态建设等各项工作的核心驱动力。从产业发展来看,懂技术、善经营的农业人才能够引进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乡村人才流失的根源在于就业机会缺失和现代价值缺位。李小云提出,人才振兴需从空间拓展、动能培育、关系重构三个维度突破。一是拓展乡村新空间。乡村需超越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定位,发展为复合型功能载体,通过乡村旅游、康养等新业态创造现代就业。例如昆明麦地冲村将烤烟房、马圈改造为客房和咖啡馆,单月收入9万元。强化乡村的共同体价值,如昭通大苗寨村利用闲置农房打造“乡村精品酒店”,两月收入2万元。激活农耕文化资源,广东塱头村引入“春阳台”文化项目,举办书法、花艺等活动吸引年轻游客。二是布局乡村新动能。农工贸纵向升级,破解“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难题。临沧市镇康县实验建设“合作型家庭农场”,整合分散水稻田实现机械化与品牌化。拼多多“多多农园”通过社交电商缩短供应链,使云南咖啡农户收益从每公斤17元提升至终端价值的10倍以上。三是建构包容性关系。李小云反对极端乡村主义,主张“乡村是全社会的乡村”。确保农民在文旅开发、资产盘活中的主导地位。昆明福安村采用“村民入股+政府跟投”模式运营古宅。通过股份合作制吸引社会资本,如广东阳江谷寮村引入职业经理人运营精品民宿,村民年分红从2000元增至8000元。

为什么要培养乡村CEO?

乡村人才困境的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中心主义”对乡村价值的系统性剥夺。李小云指出:“乡村几乎留不下人才,很多时候,乡村是一个人才的荒漠”。培养乡村CEO(职业经理人)成为破解困局的关键抓手,其必要性体现于三方面:一是补充人才结构性缺失。村干部通常事务繁重且缺乏专业经营能力。云南河边村的实践表明,产业开发、品牌推广、市场对接等环节亟须专业人才。广东在“百千万工程”中计划三年培养1000名农村CEO,正是基于“能人带头,致富不愁”的逻辑。二是补足经营能力缺口。农民合作社普遍面临运营瓶颈。李小云观察到,许多合作社沦为“中间商获取高额利润的工具”,负责人多由村干部兼任,缺乏市场洞察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广东茂名柏桥村引入职业经理人后,创新荔枝定制销售模式,2023年销售额达400万元,印证了专业经营的价值。三是解决利益分配失衡问题。李小云表示:“如果产业利益的主体不留在乡村,乡村便振兴不了”。乡村CEO作为“农民利益的代理人”,可确保合作社或村集体公司在谈判中维护农户权益,避免农民从“地主变为雇农”。

乡村需要自己的“CEO”

乡村CEO的核心使命是实现“资源—资本—市场”的有效转化。其职能已从简单的农业管理,拓展为整村运营和城乡要素对接的综合角色。一是明确CEO的核心职能。资源盘活与资产运营职能:云南麦地冲村的CEO团队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文旅设施,激活“沉睡资产”。5处闲置房产被打造成21间高端民宿、1个会议室、1家快餐和咖啡店。市场链接与品牌建设:茂名柏桥村职业经理人邓光海推动荔枝“定制化销售”,实现“论棵、论片定制”,使村集体经济增收超800万元。新业态孵化职能:云南安宁雁塔村CEO团队在“花巷雁塔”的公众号上密集推送“五一”活动,分别推出“嗨玩‘五一’/文创集市、星空露营、啤酒烧烤……“五一”期间收入达到了七八万元。在村中划定了一个核心示范区,建设雁塔花巷,“十一”期间近万人涌入雁塔花巷,政府为雁塔村开通了一条旅游公交专线,雁塔花巷成为昆明的网红旅游打卡村,假日人流不断,已经形成了文旅相结合的各种业态。二是CEO培育机制创新。李小云发起中国农大—腾讯乡村CEO计划,通过环境优化、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提供薪酬补贴)、在运营项目中锻炼能力,培养乡村CEO。学习浙江CEO刘松案例,广东花都区建立“强村公司+CEO”融合机制;怀集县选拔有“三农情怀”的本土人才;佛山紫南村推行市场化选聘,都可以作为培养CEO的学习案例。

总之,脱贫攻坚阶段建立的产业基础和利益联结机制(如“双绑”模式),为人才提供了可运营的“素材”与制度保障;唯有拓展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空间,植入现代业态,才能使乡村从“人才荒漠”变为“发展沃土”;职业经理人作为“乡村经营的引擎”,破解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核心矛盾,确保产业利益留在乡村;乡村振兴绝非乡村孤立发展,而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使乡村成为“全社会的乡村”。

(作者系自治区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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