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林
《贺兰山史》写作的回望
退休后，林业部门申报贺兰山国家公园项目，要我帮助挖掘整理历史文化，我和团队写成《贺兰山史》。
贺兰山的历史，狭义上讲就是宁夏的历史，是从水洞沟智人到现在我们的先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但4万年来，各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是围绕着这座山纵横捭阖，大都经历战争、建设、毁灭三个阶段，如次往复，循环不断，唯有新中国成立后方得以开发利用并实施必要的保护。在整理史料过程中，发现三位学者对贺兰山进行了较多的关注，我们也从中观察个中的变化。
第一位是范长江，他记录了民国时贺兰山周边的贫穷与荒凉。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开始了西北地区考察旅行。这次考查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全程四千余里，历时十个月，足迹遍及川、陕、甘、宁、蒙等广大地区。他的旅行游记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范长江在此次旅行中，以“贺兰山的四边”为题，详细记载了贺兰山周围的甘、宁、蒙地区的人文、民族、文化、经济等内容。我们仅以平罗、石嘴山段的贺兰山观之。
宁夏以北，凡平罗石嘴子等地，皆为孙殿英攻宁时战场，故战痕特多。平罗城四周房屋，被炮火打得“完者无几”。次日继发平罗，拂晓登程，山光野色，醒人脾味。贺兰山的景色，尤变化万状，美不胜收。这时贺兰山下，渐渐浮起一层深银灰色的薄雾，平伸数十里，有如长虹，朝暾渐高，雾亦上移，一会，完全消失。这是沙漠反光所投射出来的景象，因为贺兰山东麓，有一东西宽约二十里的沙漠存乎其间。经过一夜风雨，晨间的气候变为冬寒，记者所穿棉衣已感难与寒风抗战。贺兰山似乎因为与风雨苦战，今一夜的劳心焦思，把自己的头顶完全白了。明人谓：“寂寞边城道，春深不见花，上头堆白雪，风里卷黄沙。”诚有所见而云然。
驼夫们在暴热的那天告诉我们：“紧接着要刮北风，天要寒冷了。”我们直到被这突变的寒冷袭击以后，才奇怪他们预断的灵验。自然这是他们多年经验的结果。找自然地理来研究，一个地方的热度高涨之后，空气因热而上腾，于是成得空气稀薄、气压低减之现象。此时四周之空气，温度低，密度大，气压高者，自然向此空隙中流入，而成为风。贺兰山紧接内蒙古及西伯利亚寒带地方，所以宁夏之气候暴热，则其北面之冷空气，必来补充。而风雪因与之俱来。在石嘴子南约十里的地方，长城从贺兰山上如黄龙饮水式的爬了下来。贺兰山与黄河之间的平地上，已没有长城的遗址，黄河东面伊克昭盟的南边，又有残断的长城和西面遥遥相对。贺兰山的本身到了石嘴山附近，也改变了它原有的奇伟姿态，而降落为低矮的平凡。
石嘴子因为已经在旧长城之外，所以叫做“口外”，这里因为没有西北面高山的屏障，沙漠大风直扫而来，所以此间街市和四周的景物，已夹带着几分沙漠的性质，荒凉袭人。近半年来，某国人在这里测量调查，费去很多时间。因此地为宁夏之北部入口，贺兰山势至此与河东之伊克昭盟高地，遥相锁对，黄河直贯其中，成为天然的奇险。欲固宁夏，必守石嘴子，乃为军事的定论，故致劳他人之费心。
回顾贺兰山北段的情况，我们以为在范长江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啊！
第二位是刘国尧，他描述了在贺兰山进行工业艰难的艰难与成就。我小时第一次读诗，读的是刘国尧发表在《平罗文艺》上的诗。刘国尧，江苏南京人，1967年在西北轴承厂担任技术员。《与黄河同行》是刘国尧的报告文学集，其中有一篇是对石嘴山钢铁厂的采访，名为《走出荒滩》。在题记中，刘国尧写了这样的话：“为了告别荒滩，才把生命的追求留给荒滩。”开篇写道：“这是1986年初春。中国西部，贺兰山脚下荒凉的滩地上，冰层厚厚地裹着黄河，在昏暗的月色下透出寒光。”石钢的厂长站在山下，眼望黄河。寒风打来，冻僵了他的身躯，但冻不僵他的思绪。22年啊，他的生命追逐着什么？为了石钢走出荒滩，他选择了荒滩，苦战在荒滩，甚至准备在荒滩留下自己的墓地。刘国尧被这种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写下了《荒滩之歌》。
再不是戈壁滩中的一串驼铃单调的声响，
再不是荒野上枯柳几株寂寞的摇晃。
种子顽强地鼓胀向上的希冀，
大漠风呼唤春雨的追求太阳的向往。
不再恍惚不再懈怠不再忧伤，
脉搏是粗狂的江河双肩是凝沉的山梁。
只有壮丽的进军哪来壮丽的退缩，
唯有艰辛才有生命灿灿的辉煌！
笑迎黄土黄水黄沙黄风，
登上这开开阔阔的大西北角逐场。
留一腔风流在这片土地上吧，
该燃烧的就燃烧该发光的就发光！
第三位是张贤亮，他写了在南梁农场劳改的痛苦，成为中国反思文学或伤痕文学的代表作。1957年7月，张贤亮在《延河》刊物上发表了抒情诗《大风歌》。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公刘”的文章《斥“大风歌”》。文章指出：发表在“延河”七月号上的抒情诗“大风歌”（张贤亮作），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就此，张贤亮被劳动改造长达22年。这个痛苦的经历，让张贤亮成为一位著名作家。
先是短篇小说《灵与肉》，在诉说“伤痕”的潮动中，彰显人的力量和希望。尝到了“悔过”的甜头后，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张贤亮一口气完成了《肖尔布拉克》《绿化树》《河的子孙》，“由于作者在这些创作中调动了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生活积累，并向深处挖掘其中所包孕的社会意义，毋庸讳言，这方面的创作是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白烨语）。而《绿化树》登上了顶峰。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写苦中的乐、恨中的爱、悲中的喜、情事曲折中，青年知识分子坚忍不拔之追求，劳动人民相濡以沫之互助以及‘反右扩大化’违时背势之谬谈，都历历在目地再现于人们面前。可以说，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我们很少见过对祖国西部黄土高原的气势和色彩如此动人的勾勒，对那个天灾人祸的困苦岁月的阴暗面如此逼真的描摹，对逆境中的右派分子的内心隐秘如此真诚的袒露”（白烨语）。在后来发表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章永璘的病态婚事，揭露了那个极‘左’时代对于人性和人生的深重戕害，仍是经由劳改人婚爱的畸变反映社会生活的畸态。与《绿化树》相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少了一些甜蜜，多了不少苦涩，因而带来了更多的悲剧意味”（白烨语）。而长篇小说《习惯死亡》则将对那个时代作了深恶痛绝的鞭挞。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揭示被“左”倾政治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至于万丈深渊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沦丧，展现了主人公既同置他于死地的灾难势不两立又沿着生命中自然本能的轨道无可奈何下滑的悲惨命运。在三万字的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浓厚的意蕴是你不得不一边阅读，一边咀嚼，而后发出这样的感叹：祖国的土地不能再荒了，美好的人们不能再苦了，人们的生活不能再穷了，而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政策不能再‘左’了”（白烨语）。
都说张贤亮是作家，是文学家，是小说家，我要说，他是哲学家，他对社会、生活、历史的抽象，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范长江所写的荒凉，除了残留的长城需要保护外，早已找不到踪迹。刘国尧笔下的“三线”建设，构筑了宁夏工业发展的骨架。而张贤亮笔下劳动改造的痛，时时都在警示我们，任何时候只要出现左的倾向，都将是历史的倒退。谁说精神财富不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