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振星

背着专业仪器和采样工具，奔波在崇山峻岭中，行进在荒芜浩瀚的沙漠戈壁里……在许多人的想象中，野外的科学考察工作是辛苦的，但对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肖生春来说，在野外感受自然的伟大与神奇，却让他乐在其中。在庞杂数据中，他找寻到了科研的乐趣与创造知识的成就感。

初心：种下守护环境的种子

肖生春出生在中卫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世纪50年代初，腾格里沙漠距中卫城区仅十四五公里，沙漠周边村庄、道路经常受到风沙侵害，沙尘蔽日是那个年代冬春季节的常态，严重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出生于农民家庭的肖生春，对农村、树木乃至森林和大自然既熟悉又好奇，要改变环境、守护环境的种子在他的心中种下。

1991年，肖生春顺利考入宁夏农学院，开始了林学专业的学习，也开启了他与环境研究领域的不解之缘。

大学期间，肖生春接触到了大漠戈壁、山川河湖，寄情山水间培养了他对地理学的浓厚兴趣。1996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沙坡头沙漠科学试验站工作。

在沙坡头沙漠科学试验站，每当风沙来时，肖生春不是往房间里躲，而是迎着风沙向前冲，只为了实地观测，获取第一手数据。“那时没有什么防护措施，连口罩也没有，大家眼睛、嘴巴里全是沙子。”肖生春说。为了探究沙漠高大沙山成因、物质来源、形成年代，他在沙漠中做了大量实验风沙地貌研究，用推土机推平了一平方公里的沙丘然后进行实地观测。“推平沙丘后再看这些沙丘如何在自然过程中形成，我们观测发现，推平的沙丘十年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形态。”肖生春说。这些工作经历，也为他后来的环境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肖生春取得中国科学院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耐心：潜心科研执着追梦

多年梦想的持续坚守，一旦梦想成真便会全力以赴。自走上科研之路后，肖生春带领团队成员穿梭于环境恶劣的寒旱之域，系统建立了多个树木和土壤、地下水监测和采样站点，取得了大量一手监测数据，探索和解译了西北寒旱区长时序历史和现代生态—水文—气候—环境变化过程、机制。

长期面对大量枯燥而繁琐的数据与未知的实验结果，科研工作是需要忍受孤独、坚持等待的；为了查找一个数据而“翻箱倒柜”地到处搜索，为了弄清一个现象而进行长期的研究，科研工作是需要“较真”与严谨态度的。

“我的性格是偏内向的，大多时候喜欢自己琢磨一些事情，这样的性格无形中成为了优势，使我能够长时间专注于研究，不易被外界干扰，并始终保持着对科研工作的热情。”肖生春坦言。

在导师的熏陶和带领下，肖生春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平台，渐次开展了中国西北干旱区内陆河人地关系的历史地理学、水土资源利用与环境演变过程、荒漠—绿洲气候—水环境演变历史过程重建和驱动机制、沙漠化防治与生态恢复、黄土高原三北防护林稳定性树轮学评估等研究工作。

期间，肖生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5项，承担和参与重点和面上项目5项；主持“十二五”“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课题2项，作为骨干参与课题多项；承担中国科学院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专著1部，参编专著5部。

恒心：不断探索为筑牢生态屏障助力

西北高寒冰雪，自古以来就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西北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降水稀少，荒漠遍布。西北地区是中国很多河流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

肖生春认为，在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水资源及其配置对区域发展有着控制性的作用。水资源的变化会限制城市规模、三产比例，最终影响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他的眼中，基于重建的寒旱区气候、水资源历史变化数据，可以探究其历史变化规律，预测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等，从而最终为政府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基于多年的实地观测和研究，肖生春告诉记者，面对西部环境问题，存在一些普遍的认识误区。比如，所有的荒漠都能变成绿洲吗？植树越多是否意味着生态越好？肖生春表示，这些问题需要以史为镜，如果把时间尺度放大到百年、千年乃至地质尺度，就会发现历史过程在不同程度上总在重复，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要“敬畏自然、适应自然、道法自然。”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毕生研究课题。

作为从宁夏走出去的优秀科研人才，肖生春的研究能对宁夏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帮助？他说，就地理特质而言，宁夏国土大致可分为南部黄土高原区、河东荒漠化草原区、中部沿黄灌溉农业区、北部草原化荒漠区和贺兰山区；区域均处于干旱风沙、盐碱和水土流失区。建议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整体上应提升防护林管理水平，促进人工林稳定性，以提升黄土高原区和荒漠区人工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水资源日趋紧缺态势下，应加强节水灌溉条件下灌区土壤盐渍化治理；贺兰山和宁东矿区生态修复；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应加强荒漠区生态修复与治理。

“回望三十载，聊寄此生尔。曾在大漠几翻车，困陷盐沼数裹足。弱水河畔观叶黄，居延海边探海阔。黄土高原勘林情，贺兰山阙采年轮。唯生存与兴趣使然而。”肖生春慨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