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萍
我走在落着雨的扬州街头，雨水一路缠着我，走过文脉悠悠的东关街，穿过烟火小巷东圈门，直到脚步停留在一座匾额上写着“两淮盐运使司”字样的建筑前。萧瑟、落寞、寂静、惆怅，我不知道是在形容这座建筑，还是在形容我的心情。我只知道，我从宁夏平罗千里奔赴而来，只想亲身感受一下那个比我年长193岁的老乡俞德渊100多年前留在这里的气息。
在此以前，我去过他生活过的村庄、读过书的学堂。我站在大运河边，看千里航道，迤逦穿行，穿过古城逼仄幽深的青石小街，看长满青苔的马头墙、斑驳的门楼和郁郁葱葱的古木，用手轻轻抚摸街角的一块青石、一株花朵，感受它们的坚硬与柔韧，一如100多年前那个身居高位却布衣素履的中年男子住在我心里的模样……我这样深情款款地写着，其实是在弥补我对俞德渊的一份愧疚。
史志中的俞德渊，有血有肉，功绩卓著。9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博览群书，走的是当秀才、考举人、中进士、点翰林的道路。他背着行囊从平罗县头闸镇昌润渠畔的俞家庄走出，一路风尘仆仆地走入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考场。19岁考中秀才，29岁中举人，39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41岁步入仕途，为官江南。
清廉，是历史赋予俞德渊的标签，是通向他仕途的一把利器，也是他区别于平庸朝臣的一面镜子。
俞德渊身后的清朝，处于道光时期。这时的中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国库空虚，贪官盛行，百姓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环境中，俞德渊却能以清廉的美名光耀史册，这是他的本性，有儒家教育的后天养成，当然更是一个农家子弟血脉里的淳朴。
农家出身的俞德渊，饱尝过生活的艰辛。为了糊口，他曾一度中断学业以卖鱼为生，为了供他上学，父亲曾拆了家里的屋板卖掉给他当学费，母亲曾以豆叶为餐，却在乡邻有困难时尽己所能给予接济，并在他步入仕途后，时常告诫他要注意俭省节约，要廉洁爱民，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有了这样的家庭教育做底板，俞德渊的血液里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兼济天下的情怀，也有了悲天悯人的个性。这也是他十多年宦海沉浮里，不论何职何位何处都始终存有恤民之心的根本。
在荆溪，他抽丝剥茧，处理疑难积案，被当地百姓誉为“民之父母”；面对江苏水灾，他平抑粮价，分设粥厂，自己掏钱磨面做饼分发给灾民；在江宁，他捐廉募资，修建书院……赈灾济民、修祠撰文、兴利除弊、嘉言懿行，他曾协助林则徐疏浚三江，也曾在高堰决口、漕运被阻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为海运发展殚精竭虑，更是在两淮盐运使职位上，因“处脂膏而不自润”名载青史，光昭江南。
站在俞德渊曾经工作了5年的两淮盐运使司门前，思绪自然而然地就回到了1831年。那一年，53岁的俞德渊从江宁府出发，一路舟车劳顿来到扬州。与他同行的，是一个新的身份：两淮盐运使。
两淮之富，盐业之重，盐运使责任之大，绝不是一个普通官员能够承担得起的。朝廷之所以将如此重任交付于俞德渊，除了看中他过人的管理才华外，最主要的是看中了他的刚直与清廉。
作为水陆交通枢纽中心的扬州，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区，“两淮盐，天下咸”，扬州自然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大批盐商长袖善舞，缔造着扬州史上的财富神话。为了从食盐这种竞争少而利润丰厚的买卖中获取巨额财富，逐利的商人想方设法拉拢腐化官员，有人因清廉而名垂千古，比如张应诏、卢见曾；有人因贪腐而遗臭万年，比如吉庆、普福和高恒。
俞德渊当然是要做一个名垂千古的人。一路走来，他的所作所为都自带清风，他江南为官的每一处，都清清白白地留下一个“廉”字，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守住这个“廉”字有多难，既要洁身自好，又要在众人都沉没于“惯例”尸位素餐时有所作为，只能在狭窄的路径上，披荆斩棘开出一片青天，走出自己的世界。在任两淮盐运使之前，俞德渊已经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行走了12年。无疑，扬州的为官路，只会更狭窄。
“减科则、平引价、浚场河、严透露、治枭匪、运积盐、恤灶户、赈场灾。”初到扬州，俞德渊就对两淮盐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举措既提高了食盐产量，促进了盐运工作，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但同时却堵死了扬州盐商常年肆意贩卖私盐发财的路。他当然成了盐商们的眼中钉，他们在屡次巴结利诱被他严词拒绝后，便相互勾结，处处发难，他在扬州府衙的每一天，都过得无比辛苦。但少时的成长环境，注定了他即使蟒袍加身，也时刻记得自己的根扎在泥土里。
为了守护自己的底线，他甚至在上司陶澍请他给吏部尚书黄钺的儿子黄中民安排职位时，以“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而拒绝，宁可辞职也不答应。
不畏强权，不惧权威，不为钱所诱，不为权所动，俞德渊在大清黑暗的官场里艰难前行，为两淮盐业的良性发展殚精竭虑。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两淮盐务迅速改观，而他自己依然两袖清风行走在扬州的府衙与街巷。
在两淮盐运使司衙门南面，有一株约500多岁的银杏树，繁茂的枝叶迎风而立。我站在树下，久久地望着这棵树，这棵树也望着我，它看见过俞德渊，如今又看见了我。在大树不远处，有一处门楣上写着“衙门官舍”四个字的房屋，这是俞德渊曾经住过的房子。这个地方曾被称作运司公廨，是供职于运司衙门的官员和家眷住的地方。房子很旧了，斑驳的木门窗棂透露着岁月的沧桑，繁复的雕饰似乎在述说着过往的绚烂，而横亘的门楣上“衙门官舍”四个字则如时间的门徒，静静地守护着这座房屋的尊严。
时间回到1836年2月6日，年的气息弥漫在扬州的大街小巷，而这座房屋里的空气却格外凝重。彼时，俞德渊躺在床榻上，瘦弱的身体蜷缩着，呼吸浅弱无力。他这样躺在床榻上已有20 多天，这也是他到扬州任职后在家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陶澍回忆起他有一次北上路过扬州看望俞德渊的情景时说：“ 入视君疾，见簿书盈几案，娓娓犹一刻不歇，曾劝以节劳养息。”陶澍一番好意，俞德渊自然心领，但他生来就不是一个“节劳养息”的人，无论对学业还是对工作。人生的前40年，他奔波在科考路上，因家境贫寒而步履维艰；40岁以后，他奔波在仕途上，因固守着内心的清廉而在黑沉沉的官场上披荆斩棘，艰难前行。经年超负荷的运转，使得他的身心严重透支，竟没能扛过一场风寒的侵袭，弥留之际还口讲指画，念叨着他放不下的工作……
从昌润渠畔到大运河边，从农家子弟到一代清官，俞德渊如一朵青莲，在大清阴云密布的天空下灼灼绽放了58年后，于寂寂中猝然凋落，将一世清名留在了江南大地。
1836年3月，俞德渊的眷柩从扬州启程，一路跋山涉水赶往宁夏平罗。之所以最后魂归平罗，只因这里是他的故乡，这里生活着他的亲人，长眠着他的父母。
（作者系平罗县政协委员、民进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