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浣 杨 媛
宁夏素有“塞北江南”之称。早在北周即有此说。据郎茂《隋州郡图经》载：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可知，江左之人迁入，习俗为之一变是宁夏初获此誉的主要原因。
至唐宋，“水田果园”成为“塞北江南”标志性的景观。唐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此果园特指五胡十六国时期赫连夏政权在怀远镇开辟的“赫连勃勃果园”。据北宋《武经总要》载：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旧管盐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检使七员，以本族酋长为之。有水田果园，本赫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
至元代，宁夏虽有郭守敬、董文用、张文谦等人“因旧谋新，更立闸堰，渠复通”，但“塞北江南”名号似已不见于彼时史志艺文。
到明代，沉寂一时的“塞北江南”忽又声名鹊起。
明初就藩宁夏的庆王朱㮵在《丽景园冬日步王忍辱韵》诗中即称“人间世外由来别，塞北江南自昔传”。其在《（宣德）宁夏志》中对此有更进一步的阐发。他说“（宁夏）若黄河之襟带东南，贺兰之蹲峙西北，天开地设，雄镇藩畿，亦可谓殊方之胜地矣”，“以见风景之佳、形胜之势、观游之美，无异于中土也。”无独有偶，《（弘治）宁夏新志》的作者巡抚王珣也认为宁夏“诚今昔胜概之地，塞北一小江南也”。他说：宁夏地方千里，有中路，有东路，有西路，虽古夷域，亦实雍州之地。然自秦历汉逮唐，郡国其地旧矣！左黄河，右贺兰，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人生其间，豪杰挺出，后先相望者济济。况今灵州之建，靖虏渠之开，利边亦博且远亦。诚今昔胜概之地，塞北一小江南也。宁夏之所以有“小江南”之称，不仅在于山川形胜，也在于鱼盐水利，更在于人才辈出。
与之同时代的孟逵则在《宁夏》一诗中强调文化教育对于塞北江南的重大意义，他说：山限华夷天地设，渠分唐汉古今同。圣君贤相调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
总之，塞北江南的名号在明代不仅重现光彩，而且其地理范围也从最初的灵州一域扩大到整个宁夏平原，其文化内涵也从最初的习俗物产扩大为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和人才文教.由此宁夏和江南的文化联结更加紧密，宁夏的江南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传播更加广泛深入。
如果说，前代的宁夏给人的印象仅仅是“塞北似江南”，那么到了明代宁夏则俨然已变为“塞北是江南”。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为什么在明代而不是别的朝代，“塞北江南”成为公认的宁夏地域的文化符号标？
过往学界对塞北江南的研究多从文艺的和园林的角度展开，零星的史学研究也多集中于北周至唐时期。笔者则从文化景观史的视域出发，聚焦明代宁夏的江南景观营造活动，探讨明代宁夏进一步江南化的内外动因，进而解答为什么只有在北方，在宁夏，而不是别的地方，有所谓“似江南、是江南”的问题。
明初空城与江南人口的迁入
宁夏“塞北江南”形象在明代的丰富和升华，离不开明代地方官员们对边地的治理和革新。
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立宁夏府即实行“边民内徙”的移民政策，将元代遗民徙出宁夏以固统治。中书省臣言：“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上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凡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则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因此为了宁夏边镇的安定，洪武五年（1372年）“诏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宁夏呈现出一派衰败凋敝的空城景象。
然宁夏地处军事要塞，乃西北边防要隘，洪武六年（1373年）太仆寺丞梁野仙帖木儿奏言：黄河迤北宁夏所辖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将镇之，俾招集流亡，务农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盐之法，可使军民足食。从之。故于洪武九年（1376年）设立宁夏卫，隶属陕西都指挥司。可见宁夏卫的设立与此地“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密切相关，从设立初即开始实行屯田政策。
屯田以卫所制为基础，卫所制是朱元璋创建的明代常备军建军制度，由军事建制取代地方州、县行政建制，推行世袭的军户制以大规模开展军卫屯田，巩固边防。
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类型。
军屯分为边地屯垦和屯于内地卫所附近，宁夏的军屯属于边地屯垦，每卫拨军屯种，每军种田约50亩为一分，一边戍守一边屯田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减轻民间负担，省内地转输之费。卫所的士兵称“军”，从卫所指挥使到百户等卫所军官都为世袭制，军官和正军的家属称为“舍余”或“军余”，亦参与屯田劳动。
民屯分为移民屯田、募民屯田和徙罪屯田三种方式，“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移民屯田和募民屯田都是将地少人多地区的部分人民强制迁移或以召募的方式将农民迁移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定居耕垦，徙罪屯田是把犯罪的百姓或官吏发配到荒旷之地屯田。
商屯是由于实行“开中”的食盐销售方法而兴起的由盐商经营的农业生产组织。为了合理地解决军饷问题，明政府便利用国家掌握的食盐专卖权，刺激商人到边境纳粮上仓，以换取作为贩盐许可证的“盐引”，这就是被赞为“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的开中法。
明初的宁夏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形式都有，但以军屯规模最大。为了发展屯田，明初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徙五方之人实之”以开军卫屯田。明初的宁夏“为穷边裔，土无居民，独屯戍之军也”，这样，便形成了以卫所制为基础的屯戍之军及其家属子女为主体的移民世代于宁夏守边屯田，构成了明初宁夏地区人口的主体。
明初宁夏的移入民还有派驻宁夏的文武仕宦官员耿炳文、耿忠、徐真、沐英、宁正、何福、罗汝敬、张泰等；流寓谪戍宁夏的江南人陈德武、边定、潘原凯、林季、沈益、毛翀、承广、王潜道、阮彧、陈矩、唐鉴、叶公亮、郭原、王友善等；和以庆王府为中心的宗室及官吏文人等移民群体，“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也”，但总体而言，以江南人及中原人为主，宁夏地域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明初这种集中的大规模移民迁徙促进了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大融合。来自内地的“江南人”“中原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宁夏地方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带来了温润典雅的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宁夏地方社会文化风俗的面貌。
【作者简介：杨浣（自治区政协委员、西夏区政协委员），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民族与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西北历史地理等；杨媛，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