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藻

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吴忠地区只有一些小业主和摊贩、小手工业（五匠），尚没有正式的大商号。从光绪（1875-1908年）末年起，吴忠开始有了少量的铺面，并形成吴忠商业中心。主要有山西帮十余家客户，吴忠地区开设了“字号”，本文将概述自清朝光绪末年，吴忠商业的兴衰过程。

清光绪末年，吴忠地区先是由山西商人开设了几家铺面，分别是“自立忠”“自立长”“天心协”“自立兴”等。铺面中资金较大的“自立忠”约有五六千两白银，其他约有资金二三千两。本地人民国初年创办的商号，规模大点的商号，要算“天成和”（李姓）“福顺安”（马姓），约有资金三千多两白银；“万生财”（牛姓），“永兴隆”（白姓）有资金两千多两。当时这些商号也都从陕西、甘肃、包头等地进货，运些粗杂货供应人们的生活需用，也因交通不便发展非常缓慢。当时山西几家商号均因发展困难而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相继关门，就剩本地几家继续营业。

民国元年以后，何义江在灵武县崇兴寨开设“义顺生”，他的资金初开时有白银两千多两。此外还有“三义公”“谦益店”“万顺奎”“福生魁”“福兴奎”“广和隆”等商号，他们都是从运输业开始，起初往返于吴忠和外地间代客运货，用几头骡、马、驴做运输工具，后来改成骆驼运输，也能兼经营土特产品杂货业。自京包铁路通车后，吴忠的商业发展很快。

吴忠本地回族商人吃苦耐劳（与山西帮经营方式不同），掌柜自己出外下乡购销货物，遇事能自己判断决定交易，比雇人方便。所有这些本地商号都采取“四兼”（东家、采购、会计、运输兼于一身）的经营方式。较大的商号主要在甘、宁、青采购皮毛和药材，销往天津再换回这里需要的商品。当时在甘、宁、青一带很有些名气的商号都有自备骆驼自行运输，从吴忠到包头经过伊盟，昼夜兼程一个多月时间就往返一次，商品和资金的运转非常灵活。至抗战前的13年时间，吴忠地区（包括金积、灵武）能从外地进货的商户达30多家。据旧商会不完全统计，资金在20万白洋以上的有两家，“天成和”有流动资金20万元以上，还有包（头）绥（化）吴（忠）等地房产200多间、骆驼200余峰。“义顺源”（何义江）流动资金也在20万元以上，在天津、吴忠两地有房产180余间、骆驼百余峰等。此外资金15万元到25万元的有5家，即“福兴奎”“永昌隆”“宣德堂”“忠义荣”“庆盛奎”。资金在10万元至15万元的有“谦益店”“振兴水”（马五洲）“天益合”“福顺安”等。10万元以下的有10余家。此外还有1万元以下的不算正式会员，不出会费，商会未做统计。当时吴忠市场非常繁荣，人们称为“小上海”，有生意兴隆通四海之势。外地的商号纷纷来吴忠开设店铺，如中宁的“庆太恒”转到吴忠后改名为“永昌隆”，平凉的“明德合”也移到吴忠。据统计，开店铺的回民占70%，汉民占30%；本地占80%，外省占20%。

这些商号在抗战胜利后，大部分都倒闭了，剩下不多几家，资金不到半数。有些在抗战胜利后因躲避马鸿逵的残酷压榨，转移到天津做买卖去了，解放后才回到吴忠。

吴忠所开商号，大都是经过辛勤劳动和艰苦经营发展起来的。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因资金有限只能达到天津，没有能力向东南沿海一带发展，也没有大的资本家。若外部施以暴力摧残，它的衰败倒闭也就比较快。

吴忠商号倒闭的原因主要是马鸿逵的摧残压榨。统治宁夏17年的马鸿逵，对商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派购军粮。每大户就补贴粮价达万元之多。如“天成和”一次就贴粮价9000多元，还有很多的零星补贴。摊派雇兵款。每大户都不下三四十名兵，“天成和”共雇兵42名。马鸿逵在吴忠商户中强征捐款甚多，强行压价搞所谓“统购”物资。凡有利可图的东西，都要由马鸿逵定价“统购”。就以商户库存的羊毛来说，原每百斤58元，马却以每百斤14元强行“统购”，使商人损失很多资金。税目繁重，公开敲诈勒索。马鸿逵视商户如案头肉盘中餐，随时都要吃喝。

抗战后不到几天，天津、包头就相继陷落，宁夏在此两地经商的人员纷纷返回，致使在该地库存的货物一部分被汉奸勾结日本人抢走。剩下一部分有棉布、纸烟等，在运回吴忠时，行至半路又被马鸿逵派军队抢走。

总的说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制度又制约着商业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许多民族资本家艰苦创业，希望实业救国，但大都在官僚、买办、帝国主义压迫下走上了一条失败的道路。而我国商业繁荣的时期正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到来的。

（作者简介:李凤藻（1894-1991），男，宁夏吴忠人，宁夏著名爱国工商业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