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萍

“百官所居曰府”。从“府”字作为官居名称从《周礼》中款款走出的那一刻起，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它就始终伴着王公贵族的显赫尊荣、欢喜悲忧，像和珅的恭王府，纳兰明珠的醇亲王府，多尔衮的睿亲王府等。这些以“府”命名的住宅无一例外均是布局讲究、山石点缀、甬路相衔，有着厚重朱门和高墙深院的华丽之地，是普通百姓心中神秘又神往的所在。“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宋朝的文献中更是将居所名称规定得界限分明，而芸芸众生，王公贵族毕竟是凤毛麟角，这就注定无论是烟雨江南还是风沙塞北，“府”都是一处不寻常的存在。

1905年，在宁夏吴忠市金积堡，一座历时三年、占地3000多亩、坐西向东的堡寨从柱穴到奠基，从翘脊勾勒到彩砖修饰，从粗坯到精装，从肃穆简陋到富丽堂皇，一尺尺成型，一寸寸蜕变，终于以威严宏大、鹤立鸡群的姿态矗立在了西北苍茫的黄土地上，在它悬山式立木砖砌的门楼上，砖雕砌成的“董府”二字显示着它的不同寻常。

高墙阔院，石狮守门，三庭六院的设计，南北对称的布局，院内外，屋上下，房表里，门墩上，花鸟鱼虫、山石水舟、典故传说、戏曲人物，或雕于砖、或刻于石、或镂于木，栩栩如生的二龙戏珠、雀儿弹梅、麒麟送子、凤凰展翅、岁寒三友、四季花卉，在屋檐、斗拱、照壁、吻兽、柱础、石狮、门窗、抱鼓石、滚墩石上生动，本是呆板冰冷的木头、石头、砖头因此热闹、灵动了起来，营造出一片尺木皆画、片瓦有致、寸石生情的意境。

这座百年老宅的主人，就是生于固原，葬于固原的晚清陕甘总督董福祥。1840年出生的董福祥，68年的人生都在晚清社会的腐朽与没落中度过。年少时，以土窑子和茅草房安身，以野菜和树根活命，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念书的本钱，在繁重的苛捐杂税下，他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劳苦大众一样，活得悲哀而绝望。

从22岁率众起义到62岁解甲归田，他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枪林弹雨中穿行，他身先士卒平定叛乱，驻守新疆，御敌戍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赢得朝野一片赞誉，先后任阿克苏镇总兵、喀什噶尔提督。54岁时，他奉诏入京，晋尚书衔，留防京城。次年任甘肃提督。56岁时，加封“太子少保”的荣衔。1900年，60岁的董福祥奉命入京充任武卫后军统领，成为清朝的正一品武将，走上了他权力的巅峰。

人生如钟摆，总是在低谷与巅峰间来回往复。从农夫到武将，董福祥虽出身西北农家，但他一生的命运却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左宗棠、刘松山等历史人物紧密相连。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紫禁城，董福祥率军奋力抵抗，无奈此时的清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北京沦陷后，他保驾西太后、光绪皇帝出逃西安，被封“随扈大臣”，节制满汉兵权。此后，清王朝被迫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董福祥因抵抗八国联军的入侵而得罪洋人，列强强烈要求将他处死，在列强的威逼下，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得不将他革职返乡。1901年，他带着光绪皇帝“他日听鼓鼙，思将帅，舍尔其谁属之哉！”的手诏，从西安回到金积堡，圈地盖房，屯田隐居。

1902年，董福祥按照尚书衔提督府的规格开始修建自己的宅院。在壁垒森严、界限分明的封建等级制度下，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家里能有几间房，门上能钉几排钉，门口能有几级台阶，台阶用什么样的石材，屋顶用什么颜色的琉璃瓦，守门石狮是大是小，门楣上的牌匾是宫是府是宅是院，都有严格的规定。“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作为晚清朝廷命官，董福祥的宅院从布局方位、形体大小、结构构件到装饰设计，处处遵循着封建等级制度下尊卑贵贱有等、上下长幼有序、内外男女有别的伦理规范，既展示了官宦门第的威严又体现了宗法礼制的规整。内寨、外寨、大院、小院、城墙、门楼、护城河一应俱全，各地能工巧匠齐聚金积堡，叮叮当当，一干就是三年，花费纹银数十万两，用工百万，单是耗粮就达500多万斤。

院内套院、门内有门、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无论是100多年前还是100多年后，董府宏大的规模和精湛的工艺都令人惊艳，而它坐西朝东的设计，又为它的存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作者系平罗县政协委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