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洪：在芦花台的那场演出真是教训深刻，场面极其尴尬，看我们演出的人还不如看耍猴的人多。耍猴的摊子一会传出一阵笑声，而我们这边真的是一会招来一顿骂。要说还真是农民教育了我们，从那以后，我们放弃了原来的路子，开始重新创作我们的节目，写农民的生活，演农民的戏。就是到生活中，体验农村的人和事，到乡下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农民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情感，抓住农村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围绕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中的生活写剧本、搞创作。最初写出的戏与农民实际生活有距离，农民说看着不像，后来我们就尝试把写出的戏排出来，先请农民代表来看，让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办法太有效了，按农民意见修改后的戏对农民的胃口，戏路子就是说农村的事，讲农民的话，评乡间的理。

刚开始的大篷车特别简陋。一辆大卡车加个帆布篷，服装、道具、演员全挤到车上，到了演出地方，两边的车挡板支平，就是舞台，农民的晒粮场、村头的空闲地、山区的大土坡、只要能停下车，能坐下观众就行。由于演出的剧目贴近了农民，大篷车很快被农民接受，并一下子火爆了起来，欢迎程度远超出预期。很多演员的艺术情结重新被点燃，演出一场接一场，邀请到各乡镇演出的信函应接不暇，有的村队农民看了戏后不愿散去，只好再为农民观众唱几首流行歌曲。

王志洪：1985年的冬天，我们到隆德县的一个村子送戏，本来计划的场次已经完成了，可大雪封了路，车动不了，大家全住在老乡的家里。来来回回地有农民问，你们下一场哪天开演，反正大伙也闲着没事，大家一商量，加场吧，没想到，四里八乡有上千人赶来看我们的戏，可能是提前通知了吧，那天演出时雪下得挺大，可农民看戏时一动不动，小孩都趴在车边，雪落到身上厚厚的一层，那天的场景太让我们感动了，所有的演职员都被感动了，那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农民的文化饥渴已有多深、才真正领悟到了农村的演出市场有多大、农民对文化的需求有多么强烈。那天的演出是演员发挥最好的一场，结束后农民还围着不散，谢了两次幕，又加了两段清唱，收摊时很多农民还帮助我们收拾道具装车。回到住地后，大伙兴奋得睡不着觉，喝酒、聊天，按捺不住的激情，都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有位老演员举着酒杯动情地说：话剧不死、艺术永存，让我们为走遍农村干杯。真的是既豪迈又悲情，特高兴、又特伤心。

那天的演出还激发了王志洪新的灵感，就是在戏中加入方言，不仅舞台上演出的故事情节要贴近农民，台词和表演方式也向群众的真实生活靠拢。有几台戏还根据剧情发展，设计过演员从观众席里走上舞台，缩小舞台与观众的距离。

在剧本的创作中，他们还在戏剧冲突高潮或喜剧色彩浓烈的桥段里全部使用方言。强化亲近感。于是全团演员又开始学起了方言，转场途中，演员在车上练方言。中卫话、固原话、盐池话、普通话，声声悦耳弥漫车厢，什么时候用什么方言全看剧情发展和不同的演出地域。用方言强化剧情的办法收到意外的效果。王志洪说：方言成了话剧大篷车演出不可缺少的舞台道具。

王志洪：被惨淡的城市市场逼出来的话剧大篷车一下子火遍宁夏山川，也应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老话。就这么着，我们的大篷车演出从第一次试着走到现在已经36年了，这是我们在夹缝中找到的一条新路，城市没了市场我们可以到农村去，到了农村才知道中国的农村市场有多大、群众喜欢程度有多高。我也分析过大篷车能够火起来的原因：一个是电视里农民喜欢的节目不多，少得可怜的农村戏又多是空中楼阁，离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太远，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戏都写农民的生活和农民身边的事，所以我说：宁夏话剧团的大篷车是选对了方向又走对路，也使我们从开始的走街串巷变成了后来的四面八方，走向全国。为了方便农民看戏，我们还坚持演出的地点由农民定，演出的时间由农民定，演出的季节随农忙农闲走，乡村的田间地头、农民的集贸市场、村口学校、村委会驻地、有时也会在山坡和路边演，真的是树立起了服务农民的思想，也把话剧艺术的根给留住了。

把根留住，把文化和笑声送到农民身边讲起来好讲，但做起来又需要全体演职员的精耕细作，千回百转、千锤百炼。最难的是演出的剧情故事要贴近农民，走进他们的心里。这时候的王志洪不仅要演话剧，导话剧，还要写话剧。

（拜学英 蔺银生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