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批大学毕业生的到来，宁夏话剧团也随之成立。王志洪第一次在舞台亮相已经是1965年，演出的剧目是《金梁玉柱》，主题思想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还排了几部有影响的戏。《豹子湾的战斗》《女飞行员》等，这几部戏里都有高大的英雄人物，王志洪在戏中担任主角，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场场爆满。年轻的演员们积极性也特别的高涨。银川观众争看话剧的场景让王志洪特别感动，对话剧舞台有了种神圣感。文革期间，王志洪的演艺生涯也受到了影响，剧团被解散了。

王志洪：文革时没其他戏可演，就八个样板戏，还是京剧，话剧团也解散了，人员全部下放到各行各业。我们有到粮店卖粮的，有到食品店卖酱油的，我被分到了银川电表厂烧了3年多锅炉，直到1972年落实政策，我们才又被重新招回到文工团话剧队。大家重新聚集到一起后才知道，很多同学调走了、剧团散了、舞台没了，留下的没几个人。1978年重新恢复话剧团的建制，才把大家又重新拢到了一块，我们又开始排戏，这时又迎来了话剧舞台第二个春天。

但话剧舞台的热火劲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新的压力又来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电视的兴起，热闹非凡的话剧舞台又几乎在一夜间跌到了冰点，万人空巷的演出场景成为记忆，观众全被电视吸引，座无虚席的剧场变得空空荡荡。所有的话剧人在突然冷淡的市场寒冬面前表现出极度的措手不及，毫无应对之策，很多演员为了生计纷纷“下海”，有的人去歌厅伴唱，有的人去开小饭馆，有的人跑起了小买卖。这些几乎都发生在一夜之间，很多人把对艺术的追求变成了对过往的怀念。

王志洪：1983年最惨，全年我们才演了8场戏，为了拉回观众，我们还倾尽全力精心排练了一场大戏，本来是信心满满，希望一炮打响，但到演出那天，全场一共来了两名观众，还都是文化系统的熟人，是专门来捧场的，那个惨呀，我站在大幕后边，看着空空荡荡的剧场好想大哭一场。没办法，我就对剧院收门票的师傅说：您把大门打开，不收票了，让人随便进，最后进来的也只有十来个人。那天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记得印象很深，那天电视上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电视打垮的不仅是话剧市场，连京剧、歌舞等都受到了影响。

1983年，全国的话剧舞台都面临着生死抉择。也是那年，42岁的王志洪被任命为宁夏话剧团团长。临危受命后的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分崩离析的队伍和无人问津的话剧市场。最头痛的已经不是精雕细琢的艺术，而是全体演职员的一日三餐。保证全团百十号人能按时发工资成为当务之急。那年的冬天，全团很多人整天都抱个大茶杯，坐在剧团门前晒太阳，聊天中除了对过去辉煌时光的追忆外，更多的是悲情的牢骚和满世界的看不惯。面对种种难言的苦衷，给濒临绝境的话剧团找出路成为对王志洪最大的考验。

王志洪：我必须找门路，拼出一条生路，还有对话剧艺术的追求和留恋。我猜想，话剧在城市没了市场，但农村肯定还有人想看。因为农民很难看到真人的演出，如果我们把戏送到农民的家门口，估计农民会喜欢。当我向全团提出这个想法后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一是大家觉得宁夏农村喜欢秦腔，怕农民群众不接受话剧；二是有些人的观念里还认为话剧是高雅的舞台艺术，不能变成流浪乡间田野的艺人。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这个想法，最后大家商量，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再说，没准能找出条活路来，当年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我们决定转战农村，把传统的城市舞台搬到农村去试试。说真的，当时只是权宜之计，让我没想到是，这一试就试出个大市场，试出个大篷车、试出了个大舞台、试出了话剧舞台的新天地。最早的大篷车就是利用团里的大卡车，把车帮加高，既拉道具也拉演员，到了农村把车帮支平，就成了个小舞台，所有的演员就在这个小舞台上施展艺术才能。

宁夏话剧团的大篷车刚开始也走过弯路，最初并不知道农民喜欢什么戏，总以为农民的欣赏水平低，也有过节目胡拼乱凑的时候，凑合几个节目出场了，有歌舞小品、有流行歌曲，话剧演员唱歌不是强项，就放录音假唱。有一次演出队在芦花台搭起了台子，旁边有个耍猴的摊子，很逗笑，演员们在台上的假唱又被农民听出来了，骂演出队是江湖骗子，轰他们离开。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王志洪从这时候开始逐渐明白，艺术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深刻含义。（拜学英 蔺银生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