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端：我那时候刚高中毕业，到了成都感觉他人还挺好的，他们政治部主任催着让我们到兵役局登记结婚，没有搞任何仪式，买了几斤糖块给大家发了发，终身大事就算办完了。结婚后我又回上海。正好遇到了宁夏的丁毅民带着一组人到上海招人，我们听说是去支援边疆建设，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一个火车专列，载着800多名上海青年来到了宁夏，其中只有我们20多人是高中毕业生。到了宁夏就赶上宁夏医学院招生，因为生源不够，我们20多名高中毕业生就全被招到了医学院，当时只有两个班，共90多人。那时候一心想着报效国家，争着到艰苦的地方去。报名后家里也很支持。

1959年，牛琦要转业了，这时候他的新婚妻子已经是宁夏医学院的学生，他放弃了到成都空军医院当院长的机会，选择到了宁夏，被分配到宁夏卫生厅。卫生厅的工作十分繁杂，跑得最多的就是农村，当年宁夏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医少药，土法接生也十分普遍。

从1961年到1966年，他和同事们要用很大的精力来逐步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最先搞的是中西医结合，听诊器、体温计、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最需要优先推广的项目，也解决了当时农村医疗的大问题，最后形成了较完整的农村合作医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宁夏的农村合作医疗还走在全国前列。

1966年，宁夏卫生厅与科技部门合并，组成了科卫领导小组，牛琦任副组长。1968年，他去北京参加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面对面与两位国家领导人交流了整整一夜。

牛琦：1968年夏天，我们几个人去北京参加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会议，会开了一个月还没完。当时提倡干部队伍“三结合”，宁夏去了3个人，一个军代表，我是干部代表，还有个贺兰的农民代表。有天晚上通知我去开小会，还来车接，晚上8点钟把我们拉到了中南海。进会场才知道是周总理主持的一个会议，只有10人参加。兰州军区卫生部的一位部长还跟我开玩笑说，周总理召开的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把你小子选中了。

那天的会议共有八个省区的代表，吉林、辽宁、山西、宁夏、贵州和江苏，另外就是广东军区卫生部和兰州军区卫生部的两个人。会上讨论的就是农村合作医疗怎么办。周总理点名让我发言，周总理还说：“牛琦，你是定边人，我们跟随毛主席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时还住过定边，那时候是定边市。”我发言时总理还好几次插话提问，总理的办事风格真的是严肃认真，事无巨细，考虑得特别周全。可能是我说的真话多，总理3次点名让我讲，后来我也感觉到，总理就是想听到真话。会开了一夜，中间还送来一小块面包，让垫垫肚子。那个会从晚上8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6点。

（蔺银生 王旭阳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