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琦：1953年卫生队补充了4名卫生员，都是四川兵，刚补充不到一个星期，就在美军飞机轰炸中两死两伤。有个战友是打太原后参军的，叫李宝生，在轰炸的前两天他还给我们说：家里给说了个对象，回国后就结婚。那会部队上每个月发六块钱，他舍不得花，都攒着，一共攒了八十多块钱，那天飞机轰炸，他说攒的钱还在睡觉的防空洞里放着，就跑出去要把钱拿到手上，一出去就被炸死了。

1953年，双方的谈判有了结果，每名参战官兵都盼着战争早点结束。牛琦所在的卫生队接到参与交换战俘的任务，能够亲身经历交换战俘任务的人很少。

牛琦：通知我去参加交换战俘，我很吃惊，不知道去干什么，部队领导说，就是到现场看看有没有需要治疗的伤病员。交换战俘在板门店，两边停了很多大卡车，办完手续后双方被交换的人员向对面走去。美军被俘人员走向他们那边的卡车时都开心得不得了，嘻嘻哈哈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走过来时脸上都很严肃，满脸的苦大仇深。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的被俘人员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伸手向中国人要东西，水壶、毛巾、小背包、香烟，什么都伸手向你要，他们要我们就给，感觉他们都很珍惜。但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就不一样了，美军给的东西都给撂下了，有的士兵一走过来，还把身上穿的美军发的衣服也脱下来给扔掉了，光着膀子走到我们这边。

牛琦所在的部队在停战后又留守了一年多，于1955年初回国。回国后，部队又参加了西藏剿匪。在西藏阿坝地区再次负伤，1957年伤愈后留在了成都陆军医院。这期间，他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在成都军医学校完成了正规医学培训，从普通的卫生员变成专业医务工作者；第二件事是他结婚了，妻子是上海的一名女高中生，这是他在抗美援朝期间收获的成果。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青年学生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开头的称呼全是亲爱的志愿军叔叔，很多女学生还把自己的照片夹在信中。牛琦所在的部队经常接到一堆一堆这样的来信。部队首长说：有时间给她们回个信。在看过照片后，他给几名上海的女学生回了信，回国后与其中的一名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来部队负责政审的人告诉他，与他通信的女同学出身资本家，不同意他们交往。政审的负责人没想到的是，牛琦还有备手，又拿出一张上海女学生的照片，请领导再去政审。很快上海市公安局出了政审结果，这名同学家庭出身很好，名字叫蒋云端，父亲还是党员，本人也是共青团员，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

牛琦：当时的慰问信很多，我就在信里挑，还多了个心眼，选那些字体娟秀的给回信，回信的内容就是一定要苦练杀敌本领，保家卫国。还让她们好好学习，为国家建设出力，政审的第二个人组织上说行，我马上给她写信，让她到成都来，我信上也说得很明白，来了后同意了就结婚，不同意我再送你回去。就这样与上海姑娘把终身大事办了。尽管我刚二十出头，但已经在外边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就是一心要找个受过教育的人。 （撰稿 蔺银生 王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