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智泉 口述

我是浙江开化县人，1949年8月在开化县军管会参加工作，后任开化县团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大西北去，怀着支援边疆，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接受县委和政府的指派，担任开化县支宁工作团团长。作为带队干部，先后带领600余名本县优秀青年支援宁夏。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在全国要动员570万人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1958年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马玉槐代表宁夏和浙江省委领导协商，确定由浙江动员30万人支援宁夏，由宁夏负责安置工作。浙江全省为此作了长时间的组织动员工作。要求浙江青年踊跃报名，遴选的条件是：18岁至30岁以内的男女青年。号召党团员带头，复员退伍军人作为骨干，贫下中农子弟做基础。还提出了四个不要：即地主富农分子不要，思想落后的不要，身体不健康的不要，家庭有拖累的不要。根据统计，1959年、1960年两年时间，浙江62个县市对口宁夏11个县市，共动员了10万名青年男女支援宁夏。其中年龄小的十五六岁，大的也有超过30岁，平均年龄21岁左右。党团员占20%，复转军人占比也不小，有的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复员军人。

那个时候，宁夏地大物博，人才缺乏，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说宁夏当地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反正是“天下黄河富宁夏”，自古就是“鱼水之乡”。然后张榜公布支宁人员名单，向广大群众宣传：“一人支宁，全家光荣”。这种宣传很有吸引力，广大青年听后，热血沸腾。纷纷写申请书，有些青年为表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坚决要求支援宁夏。所有被批准来宁的青年，都是经过乡镇一级政府审批同意，并派汽车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那个时候支宁来的待遇很简单，就是发一件棉大衣，一个棉帽，一双棉鞋，路上带些饼干之类的零食。

我当时带队分两年两批次来到宁夏。1959年4月28日乘车带第一批300多人，到宁夏被安置在吴忠地区国营巴浪湖农场。1960年6月，第二批300多人乘车到宁后，送到宁夏银川安置在国营平吉堡农场。两批人共计600多人。支宁人员根据各县人数，按军事编制，一个县编为一个团，再往下按乡镇村编为营和连。

因为我带队，对支宁人员的情绪最了解。事实上，支宁人员从家乡上车到宁夏下车，思想波动很大。刚上火车，省市县的领导和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送，那场面感人，支宁人员当时情绪都很高。上了火车一看，怎么连个座位都没有，是个闷罐车，情绪很低落。我们赶紧做工作，给解释，然后才安定下来。到了路上，在郑州以内都供应的是米饭、菜，大家吃得还满意。上陇海线进了甘肃地带，吃饭便改成供应馒头了。到了天水，没有菜，供应的是苜蓿菜。用油盐一拌，大家就觉得吃生菜，没有熟菜，大家情绪很低。浙江人过年才吃馒头，平时都吃大米，年轻人吃不习惯。加上苜蓿菜是生菜，心里很不高兴。会问，怎么给我们吃青草？实际上他们不了解，当时有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过了陕西时，山洞很多。过山洞时车厢内一片漆黑。一个青年一喊叫，就会引来较多的人又哭又闹，因为没见过车进隧道，有的没坐过火车。他们认为好像被带到外国去了，连太阳都见不上。出了山洞，见到了城市，青年们又高兴了，心情好转。过兰州到中卫，休息的时候下车一看，城市还挺好，一片平原，有绿油油的麦苗和稻田，他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到了平吉堡这一带满目黄沙裹地，情绪又受到影响，心里在想，把我们带到荒山野岭，这么荒凉的地方能待得住吗？青年们的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带队干部就耐心给大家做工作，大家的情绪好了很多。所以，带队工作也不容易，责任很重。除了防止意外事故，组织好生活，还得随时做思想工作，稳定支宁人员情绪。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