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位好心的工人偷偷告诉严纪彤，第三批抓捕坏人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让他快点逃跑避避风头。王柏玲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她想，万一丈夫被逮捕，我该怎么办？一家老小又该怎么办？经过他俩再三考虑决定不能逃跑，否则就是畏罪潜逃。于是，他俩壮着胆子，找到农场主要领导的家里。开始这位领导以为他俩要投案自首，就对他们大讲党的政策，他俩委婉打断这位领导的讲话，毫不犹豫地提出疑问，是否农场领导决定要逮捕严纪彤，有什么证据证实是严纪彤投毒杀猪？这时，这位领导矢口否认要对他实施抓捕。

1962年，中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农场党委也开始重视他们正在进行的新猪种培育，拨出专款，恢复种猪场，引进良种猪，进一步有计划、按步骤培育“灵农型”新猪种。严纪彤和王柏玲的工作情绪高涨，起早贪黑，整天蹲守在猪场，期盼早出成果。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他们的小儿子出生了，由于有公婆的帮助和照料，他俩也有充裕的时间从事自己的专业，内心无比充实，决心尽快完成这项研究。很可惜的是，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

1964年，全国又开展了“四清运动”，紧接着十年动乱接踵而来，他俩虽未被划为“黑五类”，但也列入“运动”的对象，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运动在不断深入，但作为农场，田地仍要耕种，猪还要喂养。这时，王柏玲被下放到猪场，不能搞技术，只能每天担着几十公斤重的猪食去喂猪，成了一名饲养员。

1967年，严纪彤和王柏玲家的周围被人日夜监控，扬言要揪斗他俩，眼看形势混乱，农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们向朋友借了200元，带着孩子们如同“逃难”的难民一样乘火车南下，回到南京，与3个弟妹相聚。4家十几口人在一起度过了1个多月。国外的父母得知严纪彤和王柏玲的情况，非常担忧和着急，只能寄点钱给他们，以维持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南京滞留了40多天后，接到农场同事电报，解放军进驻农场，革委会宣告成立，要求他俩急速回场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一家才依依不舍离开了亲人，回到了农场。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农场干部中展开，严纪彤和王柏玲又被列入“重点对象”。批判他俩不重视政治，只埋头搞业务抓技术，是“唯生产论”的典型。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严纪彤和王柏玲只能在压抑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他们研究的“灵农型”新猪种工作被搁浅。

1976年，国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国外的父母也催促他们全家移居巴西，积极为他们一家办理出国移民手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严纪彤和王柏玲夫妇双双出席了自治区科学大会，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紧接着王柏玲又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被评选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受到中央及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崔殿龙 祖宁平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