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纪彤、王柏玲学的都是畜牧专业，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牲畜打交道。严纪彤以大型家畜为重点进行马匹改良，每天上午到站、队的马圈做直肠检查，下午做人工授精术，并管理全场畜牧业生产。王柏玲则在养猪场从事猪种改良，培育良种，开展人工授精技术工作。大家对一个女同志搞这类工作都觉得稀奇，但当看到满圈的猪仔撒欢时，都被她渊博的知识和辛劳的工作所感动。“王柏玲是个畜牧能人”也在农场渐渐传开了。

严纪彤、王柏玲在艰苦环境中能取得如此成绩，归根到底是他们心中充满爱和力量。

1957年3月，严纪彤、王柏玲的大女儿出生。严纪彤赶着毛驴车把母女俩从县城医院接回家里，因为天气寒冷，加之王柏玲身体虚弱，就在屋里点上了煤炉取暖。有一天晚上，严纪彤去开会，王柏玲母女俩不知不觉睡着了。然而，满屋煤烟致使王柏玲发出了重重呻吟，隔壁邻居听到后立刻推门而入，救出了母女俩。严纪彤很快赶回家把医生请来诊治，经过很长时间的诊治,母女转危为安。

1959年8月，二女儿出生。为了工作和照料两个孩子，严纪彤把父母接到灵武农场。当时农场住房紧张，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随后，经过向领导呈请报告，严纪彤、王柏玲又获得了一间分配的小屋。

1960年，遇上“自然灾害”，农场口粮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供应二十六市斤下降到十七市斤，农场号召“瓜菜代，集草籽，挖鼠洞，度饥荒。”为了挺过这困难时期，王柏玲带着三岁的大女儿，到田埂上去挖老鼠洞找粮食，采集蒿草籽。

当时由于粮食大减产，每日每头猪只供给二两高粱或玉米。农场想方设法动员职工打野草、收砻壳，把猪放牧到荒郊野地里啃吃草根，挖苍茸野菜等等。到了秋冬季节，大猪小猪还是很瘦弱，甚至有大批的猪死亡。那时严纪彤是畜牧队长，主管三个养畜场，只要有问题，他就必须深入猪舍了解。大家看到这种情况，都知道大猪缺料、小猪缺奶而大批死亡。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中，没有人敢直接说明。于是在一次探讨死猪原因的会议上，一位兽医说猪死亡的原因是“中毒”，大家给大、小猪灌药打针，不分昼夜进行抢救，但是仍然有大批猪死亡。与此同时，农场再次召开讨论分析会，却不允许严纪彤、王柏玲参加。会上，大家议论纷纷，说毒一定是严纪彤投放的，这种毒药是王柏玲的亲友从国外邮寄来的。农场领导还派人带着死猪标本样品到科研院所去化验，甚至请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即便化验结果证实并不是毒药致死，对严纪彤、王柏玲的怀疑和监视却没有结束。

（崔殿龙 祖宁平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