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马洪达：1957年，全国开展向党交心活动，那时候我也在积极要求入党，就主动把解放前的一段经历给组织上汇报了，在我们住的村子里被动地当了一个月保长，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每个村子都要选出保长。保长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因为我识字，就逼迫我去干，一共干了20多天，我发现不能再干了，因为日本人天天逼着我去乡亲们家里收粮收捐。当时老百姓已经很穷了，再去天天逼着收钱肯定是要得罪乡亲们的，所以20多天后我就跑掉了，不干了。这段经历档案里也没有记录，大家也不知道，但我想要向党交心，就给党交代了。这下坏了，组织怀疑我加入三青团，最后还派出人外调，乡亲们对我的评价很好，这事才结束。但到了文革时期这事又被翻了出来，一定要我交代打了多少人、欺压了多少老百姓，我真是有口难辩，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又不了了之。

1958年，马洪达实现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的愿望。这年他正式走上讲台，主讲化学课和化验课，随后学校又开设临床检验课，他又成为唯一的主讲老师。大跃进时期，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学校针对宁夏寄生虫病人较多的现状，开设人体寄生虫学检验课，这是一门专业性和针对性很强的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没有实验室，没有检验标本，一切从零开始，这些都难不住马洪达，他日夜学习，自编教材，并在宁夏人民医院检验科、北京卫校检验科和北大附属医院的全力支持下，解决了实验用标本问题，使这门新开的课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教学效果好，学校就会压担子，本来是一个学业班有两个班，又新增临床检验课。只要与检验有关的课程，全是马洪达一人带，还不时为学校翻译外文资料。他形象地告诉我们，那几年走路都必须小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在繁忙和快乐中度过。

马洪达：我们报名支援边疆时都抱着一颗爱国之心，有很强烈的光荣感和自豪感。来到宁夏后尽管遇到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但最后都搞清楚了，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宁夏对我们很好，给我们很多施展才干的舞台，所以我总想着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更多地献给宁夏。再加上我懂英语，不仅我们学校的英文资料要让我来翻译，宁夏人民医院的外文刊物也找我翻译，还有新开的课程要编写教材，我就刻板自己印，讲课时还要理论联系实际，融入很多故事，让学生爱听、容易记，并能很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我在卫校讲的课有一半是新开的课程，因为当时宁夏搞卫生检验的人太少，1960年上半年，学校决定让两个检验班提前毕业，各门课程都给专业课让路，每天上午下午各四节课，晚上还要辅导1个小时的晚自习，经常是夜里一两点钟才下班，血液生化剂的配制要6个小时以上，必须晚上做，天亮后才能完成，常常是上课铃响了后饿着肚子直接上讲台，后来学生们知道了我的工作情况，写出大红表扬信贴在校门口，引起全校轰动。

上世纪60年代初马洪达的快乐很多：得到领导的认可让他快乐，学生爱听他的课让他快乐，同事赞誉他编写的教材让他快乐，外单位领导赞赏他的才华、请他去帮助翻译文献让他快乐。不快乐的事情也有，就是低标准的定量太低，吃不饱肚子，但即使因饥饿引起过浮肿也从没耽误过工作，宁夏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有他培养过的学生，并成为检验行业的骨干，这让他最欣慰。有同事说：马洪达一直在向新的教学领域冲锋，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在冲锋与赛跑中马洪达的工作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期间他很快乐。他的工作进入了黄金期。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