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李再玲：我们一起来的还有10多个人，所有的人都是有点问题的，要么是右派，要么是家庭出身不好，要么是本人有点历史问题。动员我们来的是位叫罗佩遥的宁夏女同志，到北京全总文工团作动员的时候她就讲：宁夏是塞上江南、风光秀丽、四季鲜明、回汉团结；吃得好、住得好、大米白面敞开供应、吃不完的羊肉和喝不完的牛奶。说真的，听她动员后我还真有点想来宁夏，当然不是冲她说的那些个好而来，而是被打成右派后，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很大，在单位政治上抬不起头，每天打扫卫生，所以特别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梦想着到宁夏后能够重新登上自己钟爱的舞台。

1961年夏天，李再玲离开了北京全总文工团，向宁夏出发的那天她很高兴，这可能是她事业上的重新开始，她相信，凭着自己对党的忠诚和事业的热忱，宁夏的舞台会欢迎她。她还有个希望，就是到宁夏后别再有什么政治运动，能让她有个安静的生活场所，因为这时候的她不仅需要用努力工作来充实自己，更要用安定来带好刚满周岁的孩子。

尽管她在来宁前对这里的贫穷与落后有了些思想准备，但宁夏留给她的最初印象还是让她大吃一惊，首府银川根本不像城市，不仅很小很土，而且交通和供应也落后北京一大截。好在宁夏的领导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出高度重视，张开双臂拥抱了这些支援宁夏的人。到新单位报到时没人追问她政治上的过往，这让她很是欣慰。当时宁夏只有文工团，李再玲报到的单位是文工团话剧队，团里尽最大的努力给她安排了一间小土房，算是有了新家。最重要的是团里把她们都当成艺术骨干来使用，这让李再玲很放松也很开心，弥补了被错划右派后说话上的谨小慎微和行动中的胆颤心惊。

李再玲：在北京全总文工团时天天都背着右派的政治包袱，做任何事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再说错什么再做错什么。到宁夏后这个感觉马上没了，真的是云消雾散，思想上特别轻松，感觉天也蓝地也宽。当时宁夏话剧团还没成立，在文工团里有个话剧队，我们来后给话剧队增添了新的力量。到团里报到时最怕有人问为什么被打成右派，还专门找了个快下班的时间去单位人事科，其实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这里根本没人打问这些情况，而且管报到的同志对我们还特别热情，团里的领导也寄予我们很大的希望，这下点燃了我重上舞台的信心，所以我总说：从到宁夏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宁夏。

更让我开心的是，几天后，团里就开始排戏，宣读角色名单时我有意识地躲在一个角落，因为我思想上还有包袱，但听到有我的名字后，心中真的是一阵狂喜，重新获得信任的感觉从心底升起，眼泪立刻控制不住流了出来，右派这顶帽子已经让我告别心爱的舞台有四年时间。从那时起，我对宁夏有了种特殊的热爱，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扎根、立身。后来演出的话剧一个接一个，《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兵临城下》《年青一代》《女飞行员》等等，当时的戏很多，这里的观众也特别喜欢话剧，我们的演出真的是场场爆满，团里排的戏全给我安排了角色，让我有点应接不暇。在宁夏我有了一种在舞台上放飞理想的感觉，演出特别投入。对宁夏贫困落后的印象一扫而光，那时候心情真的特别敞亮，似乎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亲切和友善。我要特别感谢宁夏，宁夏接纳了我这个戴着右派帽子的人，而且给了我施展才能的舞台，这里真的是英雄不问出处。当时演出的场所一般都在红旗剧院、银川剧院，很多戏都是一票难求，有的时候还要下乡慰问演出，组织乌兰牧骑演出小分队，七八个人带上简单的乐器，坐着马车直接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为工人、农民送去文艺演出，无论多么艰苦都不觉得苦，因为这里有我的舞台，无论多么累都不觉得累，因为我可以上舞台。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