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余里人：听力不好已经有50多年了，那时候工作特别拼命，当时要出农场的五年规划，没有打字机，全是手刻蜡板，然后油印，连写带刻蜡板、再印出来用了七天六夜，这份工作别人代替不了，只有自己坚持，工作完成后大病一场，听力就不行了。后来还有人告诉我，是青霉素和连霉素混合使用造成的，听力下降对我的打击很大，很是灰心了一段时间。

1965年，宁夏农垦改为农建十三师，农垦职工也变成了军垦战士。大批北京、天津的知青来到这里，因为条件艰苦，有些人不长时间又跑回北京，开始上访，国家有关部门派出干部，动员这些北京知青返回宁夏，这时候的余里人已被抽调到师下属的一个团政治处，上级领导又指派他到北京，承担劝返上访青年返宁的任务。到北京后，每天挨家挨户做知青的思想工作，耐心劝导，50多天后，终于把大多数上访的北京知青接回宁夏。因北京知青多数在平吉堡农场，很多知青在他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余里人又被调到了平吉堡农场。

北上接知青的工作他完成的很圆满，但那次的北上让他的生活很不圆满。在北京50多天的劝导中，他与远道来宁探望他的母亲错失了难得的见面机会。为了母亲那次来宁夏，他用尽了心思。

余里人：我母亲不识字，口音也比较重，只能听懂老家话，我怕她路上碰到困难不好办，就提前写了个胸牌先寄回老家，胸牌上写明需要坐什么车，哪里转车，终点是哪里。母亲就是靠着这个牌子，在路人的帮助下来到宁夏，不巧的是，我要离开银川时母亲已经上路了。我接到的这个任务根本没有推迟和换人的可能，时间太久了，母亲也等不住，又回了老家，真的太遗憾了。

刘云香：他去北京接知青返回时我生孩子才刚刚21天，还没出月子，没办法，他放下我们母子就去了北京。我婆婆从老家来看儿子，住了40天，没见到儿子的面，只好又戴着牌子回了老家。

浙江支宁青年先后来了几批，共9万多人。当年这些优秀青年满怀激情来到宁夏，但后来大部分人又重返家乡。来时正赶上低标准时期，宁夏的生活条件比浙江差很多，饥饿让他们放弃了坚持。浙江省后来还为此出台了专门的政策，对重返家乡的支宁青年给予特殊的照顾和安排，户口、工作全部得到落实。

这时候余里人老家的公社也给他发来电报，希望他重回浙江，并承诺给安排工作。他谢绝了老家的诚意，坚定的留在了这里。

余里人：1962年，农场派给我一项任务，就是护送浙江省德清县两名支宁青年重回老家后留下的孩子，我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小余这次送人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可我把他们送回老家后又返回了宁夏，我一回到农场，大家都特别的吃惊。其实我对老家也是很留恋的，毕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且老家的生活比宁夏强得多，但我总在想，当年报名来宁夏时我向组织上做过保证，就是支援大西北，争当先进、不当逃兵。

1960年5月，刚满18岁的余里人满怀激情从美丽的千岛湖老家出发，来到很远很贫穷的宁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60多年，将建设祖国的一腔热情播撒在这里。在亘古荒滩上，同所有垦荒者一起，用激情和汗水，开垦出一片片粮丰果繁的沃土田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85年，43岁的余里人被提拔到农垦局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又干了18年，在这个位置上，他除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上。最大的付出是帮助职工发展自营经济，引导职工养殖、开荒，改善职工的生活。余里人说：“职工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这是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最让我感到安心和骄傲的事情。”

1988年、1993年，余里人先后两次出席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1998年，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

今年79岁的余里人说：人生的道路上，衷心地感谢党的培养和教育，感谢宁夏这片充满发展潜力的热土，还应该感谢我岳父岳母，感谢我的妻子，是他们的支持坚定了我扎根宁夏的信心，让我有了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和现在。

（蔺银生 马君武 王旭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