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1958年7月，王庆同面临着毕业的选择，听党的话已经是坚定不移的信念。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念牢牢地根植在他的头脑深处，到西部去、到边远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的追求。那时候王庆同喜欢读的一本书是苏联作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一群苏联青年在远东创业、为国家作奉献的故事。在追求为国家贡献一切的年代，他志愿到宁夏并如愿以偿，和9名同学一起，告别北京城，意气风发地向尚处在贫穷落后的宁夏进发。

王庆同：我们毕业时可以填报三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宁夏，第二志愿是宁夏，第三志愿还是宁夏，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去北大招人，宁夏要的人最多，10个名额，我当时就想，哪个省要的人多就说明那里最缺乏大学生，所以没有犹豫就报了宁夏。我们那届毕业生一共90多人，听说宁夏还有个筹备组，是为成立自治区做准备的，肯定有更多的空间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我在宁夏举目无亲，还在地图上找过宁夏。就这样在自治区成立前的两个月，迎来了我们这批毛头小子和年轻的姑娘。来之前对宁夏的落后情况心里是有准备的，但真的到了宁夏一看还是吓了一跳，银川还不如南方小县城，没有一条柏油路，全部是土路，好点的人行道铺了些砖块，有一句话形容银川时是这样说的：“一座城市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其实我们刚到银川时连两幢楼都没有，马路上也没有警察，更没有红绿灯。

从北京出发时充满了激情，火车先到兰州，再转车到银川。宁夏工委对他们的到来很重视，派大卡车去接他们，一路颠簸到了工委招待所。第二天管分配的干部将8名同学分配到了宁夏日报社，另两名分配到其他单位。《宁夏日报》是1958年8月1日复刊的，复刊不到一个月，报社的领导对他们的到来很是欢迎。

王庆同：说真的，宁夏的荒凉让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大学生吃惊。看着眼前的荒凉，最先想到的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本小说。小说里一批青年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去开荒去建设的景象给我鼓励。报到后把我分到工交部当编辑。1958年全国已经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各地都在大炼钢铁，最先派给一位资深编辑和我的任务是到大磴沟报道大炼钢铁。当年整个大磴沟里聚集了几万人，到处是土高炉。我们也是从这个山沟跑到那个山沟，采访炼铁的农民、发回报喜的稿件。后来想想，炼出的是一些含硫量很高的铁疙瘩，当时就是抬着这些铁疙瘩向上级报喜。

1959年到1963年是王庆同新闻报道的丰产期，有的稿件还得到部领导的表扬，采访、报道的方式也为部领导所肯定。尤其是他的体验式采访和日记式报道当时影响较大。这期间，王庆同对新闻工作的深切感受是：争取参与新闻活动之中，透视新闻事件的本质，抓住新闻过程的细节，才能使报道引起读者的共鸣。

王庆同：有两个报道让我记得很清。银川新城的一个劳模，是售货员，派我去采访（那时报社工交部调整为工商部），这位售货员不善表达，我就跟她一起站了7个小时的柜台，体会她工作中的忙而不乱和热情耐心，写成了体验式稿件，受到欢迎。我们当时的部副主任徐世祥50多年后在写给我的一首诗中说“识君工商‘站柜台’”，意思是，在工商部工作时我站柜台那件事使他真正了解了我。还有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宁夏日报》要办一个专栏，《十年山河巨变多》，部领导指定我去写一篇。吴忠有个叫沙江滩的地方，原来很荒凉，1959年通了电，抽水开发了1万多亩地，改名为金银滩，我去采访了一整天，临回时有人告诉我，当地有一个农民婆姨会唱歌，自己编的歌颂金银滩变化的歌词，我找到她，她忙着拉风箱做饭，不理我，我就说，大姐我帮你拉风箱，不误你做饭。她一听张开口就唱，回来后写了篇通讯《金银滩》，引了她的歌词。徐世祥后来赠我的诗中有一句“初露头角《金银滩》”，即指此而言。在这些采访中，我的体会是，做一个记者不能拿架子，要千方百计接近采访对象，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稿件丰产，又常常受到领导的表扬，这对王庆同的工作是个肯定，也更激发了他勤于思索、多角度看问题的劲头。

1960年低标准时，有一次他放弃乘班车，从灵武步行穿过崇兴到吴忠采访，为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实地了解支援农业的工业品在商店、供销社、农贸市场的供应情况（作为编辑，王庆同分工负责报道的项目里有一个“工业支援农业”，故需要了解这些情况）。在这次步行观察中，他还发现，有的地庄稼长得好，有的地庄稼长得不好，一问，长得好的都是自留地，长得不好的是队上的地。他知道，这些不能写成新闻，于是写在给朋友的信里。

（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