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赵之班：1955年银川并到甘肃，我调到银川市妇联当干事。肃反结束后，教育界缺人，我和丈夫调到青铜峡原宁朔中学教学。我还担任团总支副书记，丈夫任教育主任，一直教学18年，带初中历史、语文。1967年，因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被怀疑为特嫌，这样的家庭背景，只好劳动改造。1969年学校批判旧教育制度，大家解散了。我们曾带着孩子到北京待了一年，找支左部队。一位叫史向齐的负责人为我们批了4个月工资，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了住的地方。向别人打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反映我们的情况。办公室很快派人来了解情况，给了20块钱和30斤粮票，我没要钱，收下了粮票，给我一封信，让当地支左部队帮助我解决问题。

我从北京回来时，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同情我的遭遇，给我印了两份反映情况的材料，后来分配我到大坝中学教书，我实在不愿意在这个伤心的地方待了，就向教育厅申请调动。支左部队帮我调回银川。1973年至1979年在银川三中教书，教过两年多高中。1979年我被调到宁夏日报社科技部当了3年记者编辑，多次报道高考老师阅卷。写报道写得好，教育厅厅长就动员我回教育上，我说中学再也不回去了，他说你到大学去教书。1981年，调到了教育学院带写作课。1983年，被评为讲师。这时文凭风刮起来了，我啥文凭都没有，小学一年级的我在大学当老师，被称为世界奇迹。我既不懂英语，古汉语也只知道皮毛，没文凭，再也无法上升，但我的讲课效果好，继承了父亲的口才和清晰的头脑，反应又快。但解决不了职称，后来患上了肺气肿、气管炎、喉癌等与职业有关的疾病。当时我们学校还承担函授教育，每年寒暑假到各地级市去进行填鸭式的补课教育。学生都是文革中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人，围一圈让我评讲，我每看完一篇作文，指出不足和注意事项，肯定好的地方，有时对着范文讲，如何写出好文章来。每天讲课都超过10个小时。部队的官兵都来参加函授学习，驻宁夏空军的一位师长也来参加学习，是我的学生。我感到压力很大，有时连着上3天课，喝了3瓶止咳糖浆。1985年，一则有病，二则无文凭职称，就提前退休了。

退休后也没闲着，办了个公司搞贸易，把贺兰山造纸厂的纸卖到广州。这种纸在银川干燥有点脆，到南方因天气湿润变得柔和，南方人喜欢用这种纸，我就往南方用火车发货。我的学生帮忙联系火车，广州有人负责销售。还做过木材生意，赚了一些钱买了现在的房子。1995年我儿子成立了装潢公司，让我主管财务。早在1979年，在宁夏日报社时参加过律师业务学习，常被委托当辩护人。一共打了108场官司没输过，在平罗、左旗、青铜峡、吴忠、同心都打过官司。人家来找我，没别的理由，说我是赵铁嘴，就兼职搞了3年诉讼业务，也赚了一些钱。有钱了想起小时候卖报时，官太太吐在我脸上的情景，有时学生来找我，我就3块、5块乃至10块的给学生们一些。我至今记着爷爷说过的话，不能为自己活着，人是为别人活着的，因此要为别人做点事。我在红旗下成长，使我一个没学历的人当过记者、老师，还到上海华东师大进修，使我开了眼界。一个人只要有恒心，想学啥没有学不会的。如今电脑、手机我都很熟练，今年我已86岁了，脑子仍然清楚。

我与丈夫是1953年8月结婚的，丈夫叫韩文英，金积当地人，组织上安排的婚姻。我出生在东北回族家庭，东北的回族很简单，没有太多的习俗礼教，我是回族但不是伊斯兰教徒。我给儿子做了安顿，我死了你们可以哭，因为人都是哭着来到世上的，死了后在别人的哭声中又被送走，这是规律，不必那么伤心。人都得死，圣贤尚且如此，何况凡人呢。

（拜学英 李青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