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周天宝，宁夏成立时来宁的专业音乐教师。周天宝给自己一生的评价是：前半身在坎坷中沉默没有服输，后半生在沉默中暴发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是他最大的欣慰。

原籍上海的周天宝1927年出生，1948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面向社会招生，因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爱好，周天宝报考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并被录取。因中间休学一年，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第二师范大学当了音乐老师。天资聪颖的音乐造诣和良好的环境熏陶使他早年就展露出过人的天分，大学老师的经历顺风顺水。

1958年初，周天宝遇到了坎坷，在全国的反右斗争中被错误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几个月后，他又成为上海文教大队成员，与500多名教师一起，踏上西行列车，从上海来到宁夏，开始了一生支边教育。

上海文教大队来宁的教师都很优秀，很多人在原来的岗位都有热心教育的情怀，并已有建树。要说特殊，那就是绝大多数教师在来宁时都多了顶右派的帽子。支边宁夏少了自愿，全是分配。

周天宝：我是1956年留校在华东师范大学当老师，本来工作顺风顺水，可是我的一句话把我自己害了，成了右派。1958年10月20日从上海出发，23日到达宁夏，一起来的有500多人。

1958年初，全国刚刚结束了反右斗争，华东师大有些老师被打成右派，周天宝顺利过关。本来运动已经结束，可时隔不久，单位又开展了“反右补课”，原则就是要总结反右工作成绩，还要发现反右斗争中的缺陷和不足。很多年后周天宝才明白华东师大搞“反右斗争补课”的真正原因。

周天宝：华东师大的领导在搞补课活动时先进行动员，让所有老师给已经搞完的反右工作提意见。动员时讲得很诚恳，欢迎批评、共同进步等词汇贯通全篇，还希望年青教师站在运动的最前沿，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深浅，稀里糊涂地就站了出来。

动员会结束后，周天宝经过一个晚上的慎重考虑，按照要求，梳理了教学中可以改进和提高的几条意见，在第二天召开的会议上，诚恳地向领导提出，核心内容就是反对斗争面太宽、处理的人过多，他还振振有词地说：“那么多人反党我不相信，只是对党忽左忽右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有牢骚，也有误会。”

周天宝打了个比喻：一部汽车一会左摆一会右摆会把人掉下来。在作这个发言时他内心有些得意，有种仗意执言的侠客感。从参加会议的同事们脸上，他也看到了有人频频点头和赞许的笑容，周天宝以为，这点头和笑容是对他观点的赞许。可这种得意只持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灾难就降临了，在猝不及防中他莫名其妙地搭上了右派的“末班车”。

周天宝：第二天一大早我到食堂打饭，进食堂前还蛮得意的，见人打招呼，遇到有名望的老师还请他先走。可一到食堂我傻眼了，整个食堂都贴满了大字报。最震惊的是“打倒右派分子周天宝”的大标语横在特别显眼的位置，让我彻骨的冰凉，手脚发麻。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右派。

1961年我回学校看望熟悉的老师，遇到了当年的校长，他对我还算诚恳，告诉我实情，他讲反右斗争结束以后，华东师大受到上级批评，因为没有完成上级分派的右派名额，还差一个，有人提出再搞个补课活动，看看谁还有右倾思想和右倾言论，没想到你站出来了，帮我们完成了这个尴尬的任务。

周天宝至今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因为在反右运动中，不说话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尽管周天宝当时提出的意见比较诚恳，但还是让他悔青了肠子，很长时间后他才明白大家频频点头和微笑有着多么丰富的含意。应了一句老话：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在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深深的后悔中，周天宝还算万幸，学校对他没有一棍子打死，只给他定性为有右派言论，能够留用，但需要清理出华东师大，正好宁夏需要老师，就这样，周天宝稀里糊涂地成了右派，带着一腔委屈离开上海，来到宁夏。

周天宝：我们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一天到的，乘的是专列，一列车90%以上的人都是右派。火车站送行的人很少，没有像其他支边队伍那样，敲锣打鼓地欢送，更没领导讲话，你想想看，一个右派被送到了西北，除了有家的，谁来送呀。（马君武 王旭阳 蔺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