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牛达生：拜寺沟方塔考古，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田野考古，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我不能忘怀与我日日夜夜同甘共苦、共同战斗的其他同志，他们是考古所的孙昌盛、林海，贺兰县文化局的刘柏崇。贺兰县公安局的干警金占科、陈清同志。还有解放军某部高炮营的20多名解放军战士。他们承担起了具体的清理任务，现场手掏、筐抬，将一座砖山搬掉，干得很出色。大家不怕困难，团结互助，同心协力，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在一般考古发掘中，最多的应属陶瓷品、铜铁品、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而带有文字的器物，特别是文书，则是比较少见的。牛达生和他的团队在艰难的发掘过程进行到第6天的中午，突然发现了大量带有文字的文物，包括文书、佛经，有西夏文的，有汉文的；有刻本，有写本，还有版画；这些文字图册全部都有专门的装订，还有一些零星散页，共计10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墨书西夏崇宗贞观年的圭形木牌、版刻汉文仁宗仁孝皇帝乾韦占十一年的发愿文、长达5.74米的西夏文草书长卷、版刻佛画、成本的西夏佛经、汉文诗集等，都十分罕见又异常珍贵。在发现这些文物的当时，牛达生所有的劳累都一扫而光，兴奋与激动难以掩饰，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都陆续有西夏文献发现，但都比较零散。而这次发现的西夏文献不仅量大，而且成册，还保存的比较完好，这将会是西夏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牛达生：在古塔中出土的西夏文献，以佛经为主。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最为重要，因为它比较完整，又是个印刷本，有九册之多，其中的七册很完整，有两册是残破的，后来经过翻译经名、题款等工作，又对文字内容做了深入的研究和专家考证，最后认定这些印刷文字内容是地地道道的藏传佛教密典。

在深入研究之后，我们确定：这是一部海内外孤本西夏文佛经，它不仅有很多文字内容，还包含很多文字印刷技术、纸张、油墨、排版等丰富的历史信息。涉及到西夏学、版本学、印刷史、佛学、藏学等多个学科。有些学科我可能略知一二，有些是从没涉及过的。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我请教了很多跨学科的专家，学习过一些以前完全不懂的知识。在仔细研究对比中，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存留的经册里文字有大小不一的情况，还找到了两处错排和倒排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真实表明，这部经册完全是用木活字排版技术完成的印刷品。

这一点给我的启发特别大，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当时不放开视野、不深入细致的进行对比研究，就不可能有后来更大的成果。要是那样的话，就只能说这个经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西夏文佛经。其他的一概说不出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遗憾就会很大，可能会后悔终生。

我们从小学的课本里就知道，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我国古代印刷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一般的史学界都认为是北宋时期的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首创了木活字，那都是最早的。而我们发掘出来的这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的错版、倒排等信息被我们抓住了，印刷品中的字体纹路又被我们抓住了，再经过反复研究和严格的论证，终于搞清了，我们发现的经书不是版刻，也不是泥活字，是木活字印刷作品。

得出这部佛经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结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这项成果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专门为我的成果进行科学鉴定。中国印刷博物馆在北京奠基的时候，他们还请我去参加。在“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讲了我的论文要点，引起了强烈反响。论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个观点被行业领域称为“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完）

（李习文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