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李文元：从1958年到宁夏，到1994年退休，工作36年，1961年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所有的老师、校长对我开始变得很尊重。那时候工作热情特别高，总想把丢掉的时间找回来。

1963年3月7日，第一个孩子出生，考虑到工作太忙，给产妇送饭的人都没有，也就没有住医院，把医生请到家里接生。接生的医生没有经验，胎盘没有下来，引起大出血，在同事和邻居的帮助下，又请来两位有经验的医生到家里抢救。现在想想就后怕。

还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是，1978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人格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刚到宁夏时的双反、后来的四清、文革、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运动都让我如临大敌，有种莫名的恐惧感，胆战心惊，不敢讲话，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受听又牵连到自己，也怕影响到别人。即使摘掉右派帽子后仍然是个摘帽右派，政治上还是与正常人不一样，遇到的不公正只能埋到心底。

1970年，林彪事件后，学校传达文件。我把学生带到会场，校领导就跟我说：“李老师你把学生安顿好后先回去吧。”我知道这是右派身份的影响，你想想，连中学生都能听的中央文件，我一个班主任老师不能听，那种羞辱让人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转身离开，心里的委屈像洪水一样撞击着大脑，可又不敢表达。人格上的不平等带来的隐痛难以承受又不得不承受，那种挫折感无法言表。

1980年我回上海，遇到了原来的一位老领导，他已经是上海职工大学的校长，能够帮助我调回上海，但只有我一个人能回去，不能带孩子和夫人回上海。这我不能接受，在我最困难时全家一起陪我受苦受罪，情况好了，我绝不能丢下家人自己回上海。

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了反右斗争，我们这些被错划的右派彻底平反。平反时要有原始的文件，档案里又找不到划定右派的文件，我又不得不去“争取”，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在教学方法上我特别注重启发式教育，不搞灌输式教学，不是每天让孩子把作业写十遍八遍，像填鸭一样。我更注重的是启发学生智力，让他们开动脑筋，多角度、多侧面想问题，那个时候很多老师都来听我的课。1981年宁夏教育学会还聘我当了宁夏数学教学理事会的理事，后来还当了永宁县望远中学校长。

启发式教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兴趣，要求老师也要开动脑筋。比如教材里讲代数时都是公式代入法，但我研究后发现，用正比例和反比例方法也可以解开代数题，我就把这个方法引入到教学中，不仅开拓了学生的思路，还在一个知识点上提供了两种解题方法和路径，拓展了学生的知识点。后来这个方法在全国教育杂志上登载出来，效果特别好。

在教数学中我特别注重引导学生不仅要会用公式演算，而且要学会用公式代入已知条件进行验算，来证明演算过程的正确性。又把一个知识点演变为两个过程，通过验算来求证解题路径的正确性，这个效果也特别好。

2017年，退休后的我在公园遇到了一个学生，他在我身边转了三圈后主动讲，李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您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作为教师，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高兴也特别有成就感。

我有四个孩子，生老大时起的名字叫李婷，希望很优秀。生老二时希望又是一块美玉，叫李琼。老三出生前一天，我晚上做梦，梦见有一条鲤鱼跳到我肩上，就起名叫李钰。生老四李珉时已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动乱的年代已经过去，新的黎明到来，就给孩子起名李珉，谐音“黎明”。

现在孩子们很优秀，最让我高兴的是孩子们都是大学生，也都是党员，这让我很骄傲。到宁夏60多年，坎坷有一些，但我对生活还比较满足，现在祖孙四代十四口人。我始终坚信，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裕。

我为自己是个党员而骄傲，恢复党籍后我想的最多的是不要辜负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心里也有种感觉，相信总有一天组织上会重新认识到我的忠诚，而且我从心底就始终不承认我是个右派，始终感觉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的信仰，对工作负责，对家长负责，对学生负责，对良心负责，这些我做到了 （完）

（王旭阳 蔺银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