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据王守业讲：因上海支宁教师来人较多，又赶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各地来人较多，银川根本无法安置几百人的队伍。从上海出发前就与家里商定，到银川后马上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吴忠市先安置，由于衔接不到位，又没及时向这批人说清楚，后来绝大多数教师都有了怕他们捣乱的误解。其实宁夏文教厅对这批教师很欢迎，根本没在政治上设防。

李文元：几车人都被转到吴忠一个招待所，转移过程中我们的心理阴影更大了。五六天后一批未戴帽子的人分配当了老师。一个月左右，我们又被接回银川，参加修建银新公路。让我们回到讲台的承诺没有马上兑现。

参加修银新公路时间不长，大概两三个月，季节已到了冬天，很冷，工作条件也差，粮票根本不够吃。父母亲在上海的定量也很低，但还要省些粮票寄给我。修银新公路时我在宁夏过了第一个春节，是1959年2月8日。放了假，所有的人都趴帐篷里写信，不敢把心里的苦和生活上的苦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

本来我们是满怀再上讲台的信心踏上了西行的火车，但到了宁夏，先是修路，与教育无缘。随后又把我分配到了永宁县掌政公社，下放劳动。还与教育无缘，跟着公社的社员一起去挖西干渠。

1959年的冬天特别冷，从上海来根本适应不了这里的寒冷，腿冻出了毛病，加上吃不饱饭，腿浮肿得比水桶还粗，又怕别人说偷懒，病了也不敢请假，咬牙坚持。

住的是地窝子，人拉肩扛，背背篓，用铁锹挖冰冻的泥土，全是拼体力。早晨7点上工，一大碗稀饭，中午没饭，干活到晚上，还是一碗稀饭。人饿得没有一点力气，走路都打摆子，有个别身体差的走在路上就倒下了，让人抬回去。

有一段时间我病得很重，又不敢给别人讲，天天咬牙坚持，脚肿得穿鞋都很吃力。

一天早晨实在坚持不住了，起床的力气都没有，队里的一位老贫农发现我没起来吃早饭，就到地窝子里看我。他说你病得这么重，为什么不去看？那句问候是我来宁夏后听到的最温暖的问候，眼泪马上控制不住地往下流。这位老贫农默默地看着我流泪，转身到伙房给我端了一碗热呼呼的稀饭，劝我先吃饭。我是一边流泪一边把稀饭喝了。饭后他要送我去看病，还给队长讲，李文元病得很重，不能上工了。因为老贫农的请求，队长也同意我休息了几天。

我至今都特别感激那位老贫农，始终记得那张憨厚的脸和给我端来稀饭的粗大双手，一生忘不掉他。因为戴着右派帽子，不能随便跟别人讲话，也没敢打听他的姓名，无法报答，这件事情让我后悔终生。修西干渠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有些人没挺下来。

1960年5月，县上重新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永宁县的领导很不错，对我们比较宽松。但9月份又开始了“双反”运动，每天都要抓出一个人来批斗，有些人挨批斗的原因现在听来都觉得莫名其妙。

有个从上海来的老师烟瘾很大，买不到香烟，就去街上捡别人丢掉的烟头。后来给安上了抹黑社会主义的罪名，判了刑。

我受冲击不是很大，还保留了公职，对农业劳动也开始适应了。由于表现好，到1961年4月，永宁县把我的工作分配到养和完小。

我是以教师身份参加支宁的，经过两年的折腾，又当起了教师。但心理上的阴影还是很大，右派的身份压得人始终无法放开手脚工作。政治上抬不起头，低人一等。任何事情不敢发表意见，只是埋头工作。

来宁夏后有两件事情让我特别开心，一件是宁夏人的纯朴和善良，另一件事是上级领导对我教学质量的肯定和信任。所以后来有机会回上海，我都放弃了。从心底讲，我喜欢上了宁夏，感觉这里的民风纯朴，人民善良。

文革时期上海来的老师很多都受到了冲击，但没有冲击我，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只是受到了冷落，当地人对好的老师还是手下留情。

1966年查出身体不好，医生开的证明是，如果文革中没有问题，建议休息。我当时带着两个班的课，校长听说后，直接批准我休息，对我很关心。

1968年把我们几个右派老师送去劳动，到街上去拉肥料，当时右派都戴白袖章，很伤人自尊的，不想戴也得戴，只好把白袖章戴在里边的衣服上。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了，大声地训斥我们。社员看到后就起哄，把看管我们的那个队长赶跑了。跟社员一起劳动时，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戴不戴白袖章，还跟我们嘻嘻哈哈的，让我们很放松，有了些自尊。

这么多年来，自尊心始终在支撑着我。四清前在学校要带两门课，学校把我当成教育积极分子，还当了班主任，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教出的孩子和家长都说李文元老师好，这是我最满意的。

我坚信母亲讲的那句话：“中央最终会给我们平反的”。我能做的就是用勤勤恳恳的工作证明我是清白的人，用家长、学生、同事对我的尊重来证明我是个有用的人。

（王旭阳 蔺银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