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牛达生：新中国成立时，保险业务也很少，工作不忙，还管饭，那时候只要管饭的单位都是好单位。到了1954年，有一天看到西北最大的报纸《群众日报》上有招生通告。通告上说：为了鼓励青年职工提高文化知识，大学要面向青年职工招生，叫调干生，但要参加考试。是为了培养新中国更有知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单位负责党务工作的一位领导认为我年轻，有培养前途，支持我去参加考试，还放了3个月的假，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功课。我初中都没有读完，高中更没上过，所以觉得考理工科肯定不行。但我喜欢历史，文科底子也相对要好些，于是就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居然考上了。拿到通知书高兴的很，开学前从银川出发，走了4天到了西安，1954年到1958年在西北大学上了4年大学。

牛达生在西北大学读书的4年间，有三件事让他终生难忘，一件是大三时学校开设了选修课，当时他选择的是考古专门化课程，也就是后来的考古专业，这个专业课的选择打开了他后来60多年的事业之门。因为是新课程，没有师资，就从北京请了考古专家和古文字专家来学校讲学。考古的神秘和古文字奇妙演变让他产生了浓浓的兴趣，也为他今后潜心考古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和兴趣基础。有机会听当时国内一些考古权威的亲传十分难得。

第二件事是系主任老师看他忠厚老实，又肯学习，给他介绍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学老师做女朋友，谈的很投缘。第三件事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随后的反右斗争，运动初期是号召要大鸣、大放、大字报，鼓动学生和老师向上级领导提意见，说是为了帮助党整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不鸣不放的就是掉队分子。运动中，牛达生也提了点意见，运动后期因自己提出的意见还受了处分，在思想包袱的重压下，他不愿拖累女朋友，也就断了来往。

牛达生：我们是1958年毕业，那时候正准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七个同学一起回到宁夏，我被分配到博物馆。说是搞文物研究，但真正接触到的文物工作并不多，更多的是办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展览，四清运动展、忆苦思甜展、阶级斗争胜利展、文化大革命成果展、一打三反运动成就展等。那时候运动也多，配合运动的展览也多，整天编写展览方案、收集展品、布展陈列，最后是接待观展群众。

真正回归到考古专业上已经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博物馆把原来的考古组分出来了，成立了自治区考古所，开始也就搞些简单的文物库房保管、文物鉴定、文物登记、录档等事务性工作。

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了西夏钱币，算是进入了考古专业的大门，我的研究也是从西夏钱币开始起步的。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在做考古调查时，先后在贺兰山的大风沟、榆树台以及银川滚钟口的几条常年流水的河道里发现了几枚古钱币，顺着河道往上走还不时能看到。这个很不应该，因为那些地方都是人迹罕至，又没有人类迁徒的记录，只有些零星的战争记载和放羊人，怎么会有大量的钱币呢，而且是顺着河流向下游散布，距离有好几公里。我们开始大胆推理出一种可能，就是在河道的上游可能有埋藏钱币的地方，流到河道里边的钱币是受洪水冲击后进入河道。我们就在这个推理下开始顺着河道向上游找，很辛苦，找到河道里再看不到钱币的位置开始向河道两边的荒坡上拓宽，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惊喜来了，而且是接二连三的惊喜，一下子发现了3个西夏时期的窑藏钱币坑，也叫钱窝子，挖开后取出了大量钱币，有好几麻袋。

刚开始我们并不能断定这就是西夏钱币，于是马上把发现的结果向单位报告，领导开始也没特别关注，就指定由我负责整理和研究，但如何整理和研究我也根本没有可参照的整理规范或办法，全部是摸着石头探路。

整理西夏古钱币是我考古研究走出的第一步，也是件非常辛苦又枯燥的工作，由于在贺兰山脚下，气候干燥，荒原又有较大的坡道，没有积水条件，所以埋藏古钱币的钱窝没有受到过多的自然侵蚀，保存的比较完好，很多钱币上边的花纹和模印字都能清楚地识别。我们就天天在几麻袋古钱币里翻腾，铜锈粉尘飞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经常想起上大学时西北大学的校长候外卢，他讲课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搞考古的别想着早早功成名就，要穷经皓首，大器晚成，如果坐不了冷板凳、啃不了冷骨头，还可能一事无成。

整理西夏古钱币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凭着自己对考古工作的浓厚兴趣、加上学校打下的考古理论基础，让我坚持下来并从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

（李习文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