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1932年出生的李文元老师，今年已经89岁，进入了耄耋之年，但年龄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追寻前沿时尚的兴致。手机玩得很转，微信、短信、手机视频等全无障碍，他给自己起的微信名是“幸福老头”。
2020年4月13日和4月20日，我们两次采访了原上海文教大队李文元老师。听他给我们讲述来宁的故事。
李文元老师家里的墙壁上挂着的全家福照片，老少三代14口人。每个人脸上都透出幸福满满的笑容。但62年前，李文元只身来宁夏时，错划右派的身份让他充满了委屈，也摧毁了他多年来努力工作取得的骄人业绩，在严酷的政治高压环境中他敢怒不敢言。离开繁华的上海时，父母怕他到西北受冻，连夜赶做的一套棉衣是上海留给他唯一的温暖。那时候，幸福离李文元很远。
李文元：我是1955年2月入党，我们经历过旧上海那段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日子，对党的感情十分深厚。解放后到1957年，党的理论和实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时候我在政治上就牢牢地树立起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为人民服务就成了我的信仰。
我是1950年参加工作，在上海的提篮桥区搞职工教育。当时上海刚刚解放，人才很缺，特别是教育人才十分紧缺，也是工作能力稍微强点吧，就把我充实到教育岗位。
1950年到1957年的几年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日子。工作上有了些成就，又受到领导重视，1955年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老师，受到市里的表彰。那次表彰会非常隆重，颁发了优秀教师奖章。回到家里，父母看了后都非常高兴。我还被选为学校的团干部，每天都很忙，但开心得很。
上海刚解放时青年职工多数是文盲，好一点的有小学一、二年级的文化。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有个初中部，我就在初中部担任老师。1957年因为讲了几句领导不愿意听的真话，在运动中被定为右派。
1957年全国开展了大鸣大放运动。报纸、广播天天都在鼓动所有的人向领导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不关心政治、是政治落后的表现。当时统一的宣传口径是，给领导提意见是帮助改正错误，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在那个运动中，你不提意见不行，不提意见说明你与党的要求有距离；提的少了也不行，提少了说明你思想觉悟没有跟上形势，没有真诚。天天开会、天天动员、天天鼓动我们给学校领导提意见。
最开始的时候，区上领导对提出的意见也表现出虚心接受的样子，开会时你在这里提，他在那里认真地记录。
当时年轻，只有25岁，既是党员，又是团干部，响应组织上的号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给区上领导提的意见是：不应该对知识分子一刀切式地进行改造。我说教师文化差异很大，应分层次提高，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另一个意见是上级单位对教师不重视，希望学校领导对教师的培训要有针对性，不要浪费培训资源。
提出这些意见后还受到了领导表扬。我心里还很轻松，总算是完成了大鸣大放的任务，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培养。可时间不长，风向变了，原来要求提意见，后来提出的意见全变成了反党言论。我也因为提了意见成了右派，从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一下子变成政治监督对象。
宣布我是右派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那天开会，区上的一位领导说：“有一件让大家大吃一惊的事情要宣布。”然后就开始宣布学校里右派的名单。有好几个老师都被宣布为右派，包括我。
那个会让我终生难忘，一下子把我打懵了，人都傻掉了。定右派的依据是说我有反党言论。这句话让我思想上始终没有转过弯来。
当天晚上我就找到区上的一位领导，问他我有什么反党言论。领导说你提的意见是直接针对领导的，针对领导就是针对党。还说我有骄傲自满情绪。
从那天开始，我从一个对党有着坚定信仰的骨干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的右派。在那种大形势下，没地方讲理，心里特别委屈。思想上还天天在反思，自己错在哪里，百口难辩，心灰意冷，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经常是走路腿都发软。
当时的右派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重的，是要判刑的，第二类是要送去劳动教养的，第三类是开除公职的，第四、五、六类是可以改造好的右派，保留公职，以观后效。我属于后三类，保留公职，在劳动中改造。
那段时间思想压力特别大。把我定为右派时，学校没有讲明原因，也没人让写份检查或允许我申辩，更没人找我谈话。后来党籍也被开除了，工资又被降了三级半，由原来的八十二元五角降到了六十元。所幸保留了公职。
划为右派后我就脱离了教育岗位，参加劳动，马上就离开了讲台，到上海和平公园参加建园劳动。
那时候心里特别地委屈，学校的所有同事一夜之间都躲我远远的，心里的苦闷无处诉说。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给我讲了很多朴素的做人道理。母亲不止一次地讲，再有挫折也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只有好好工作才能消除领导对你的误解。
我很感激母亲，因为只有她始终坚信我是被冤枉的。母亲还告诉我，只要好好工作，耐心等待，冤枉终会被解除。母亲最后去世了，她不知道解除对我的冤枉用了二十年。
当时我也不服气，千方百计地好好劳动，憋着一股劲要做出个样子，就是想证明对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负责，想通过努力找回自尊。
（王旭阳 蔺银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