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到宁夏电台筹备处报到后，刘亚民给我们大概介绍了筹建情况，那可真是筹备，几乎是什么设备也没有，唯一的设备是一台德国的老D型录音机，是个宝贝，光杆一台录音机再好也是什么也干不成。

来宁夏前想得最多的是会遇到什么设备和工作环境，生活方面几乎没有考虑，那时候艰苦也光荣。在火车上我们还说要是先看到全套的技术图纸就好了，但到了后才知道要白手起家，很多设备都是靠我们去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伸手寻求支援。

我们报到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去修解放大街。当时银川连个县城都不如，城里还有很多排水沟和大芦苇坑。修马路、拉土方、填水坑。

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知道了宁夏的情况后，把一台旧的发射机送给宁夏，一千瓦的发射机，拉到银川后没有发射铁塔，就在公园附近一个空地上立起一个大木杆调试。尽管工作条件很差、生活很苦、但工作热情很高，第一次从立起的大木杆子上接收到了无线电波信号时，那个高兴劲儿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

自治区成立时我们去火车站接中央代表团，团长是林伯渠，中央台希望我们搞个录音报道，台里派的沙荻、耿长庚和我3人去。

录音报道只有现场录音还不行，还必须把现场采录的声音再编辑成播出带才能播出。当时台里只有一台录音机，根本无法编辑，这个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难办的是怎么把录音报道素材送到北京。那时候还没有专业的传输线路，领导还说：“你们先把现场录下来，实在不行再把录音带送到火车上，请中央台的人到北京站接车，让他们再编辑播出，但这样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当时火车到北京要两天的时间。”

在大家做准备工作时，我突然想起电话线也可以传送录音素材，就向刘亚民汇报，他听后马上与邮电部门联系，一试真的行，最后就是通过电话线把录音素材传到北京，他们接收后再编辑，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宁夏台的录音报道。这次报道还受到了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领导的表扬。那也是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通过电话线传送录音素材，这个技术通道打通后，后来很多报道都是这样传送。中央台采用宁夏台的录音报道也开始多了起来。

我印象深的还有一次是跟沙荻去青铜峡水库建设工地采访。当时水库完成了对黄河的截流，影响很大。那个冬天，黄河来水量较少。沙荻是记者，我给他提供录音技术保障。沙荻真是个好同志，不怕吃苦、思维敏捷，那天风特别大，录音采访时他怕风大对音质有影响，就用身体挡住上风头，我怕录音机里进了沙子，还把大衣脱下来，盖在机器上，那时候对机器的爱护真的像爱护自己的眼睛，没人计较得失，思想都很纯洁。

上世纪60年代后电台的各项工作基本上进入了有序阶段。但工作中的配合还是经常出现问题，最早的电台是直播，全国都一样，后来出了几件事故，影响很大，你想，播音员也是人，难免会出错，都是手写的稿件，字稍微潦草点，就可能让播音员吃字或打疙瘩（口吃），中央台也出了很多这样的笑话，如有个新闻稿是：“把毛主席著作送下乡”，可播音员播的时候出错了，把著作两个字“吃掉”了，说成是：“把毛主席送下乡”，还有的新闻稿中写的是：“苦干实干加巧干，播出时成了苦干实干加二十五干，把巧字读成了二十五，这样的事情挺多的。

后来上边出了个规定，新闻稿件必须录播，先录好音，再播出。可是一录播，工作量就增加了一倍还多，技术保障工作量增加很大，还有播音员与技术人员的配合问题。播音员是在播音间工作，密闭的，录音员是在隔壁的房间操作，是两个房间，相互之间说话听不见，全是通过中间的一个玻璃窗打手势，经常有播音员在里边播了，外边的录音机没开，或是录音机开了，里边没准备好，步调不一致，有时候稿子来的晚，要赶播出，大家都急，天天吵架，工作矛盾很大。

后来我想，能不能搞个摇控操作平台，录音机还在外边，但摇控开关在播音员手边，播音员准备好了自己开机，出现错误或想重录一遍也是播音员操作。

这样就可以解决两个人操作不协调的问题。那时候领导也支持技术革新，我和周广政等几个技术骨干一商量，都认为可行，大家先汇总技术方案，我出图纸，那时候家里穷，连个桌子也没有，晚上就趴在缝纫机上画图纸，制作时只能晚上加班，因为白天要播出，机房不能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摇控操作平台成功了，一下子解决了困扰好几个部门的技术问题，值班编辑不烦燥了、播音员不烦闷了、录音员不烦恼了、质量还提高了，效果特别的好，当时的领导还跟我们说：“你们这一项革新提高了质量又解决了三方面的烦恼和协调。”

（尹志华 口述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