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徐阿奎：1974年兵团撤销了，又从军垦转向农垦，军垦时有个好处，就是穿的衣服是发的，改农垦后这些就不管啦，但在发展农业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现在看，我离开浙江时在誓师大会上承诺的三条都做到了。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把大荒滩都变成了高产良田，第一条我做到了；不当逃兵也做到了，刚到宁夏时条件很差，很多人受不了苦，也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都纷纷返回了家乡，我们老家的领导知道这个事情后还给我来信说，如果要想回来就回来，还会适当的给我安排工作，我给他回信说：“我是党员，党员说话必须算数，当初报名到宁夏就是准备吃苦的，不是享受的，要是享受的话，宁夏人自己就会享受的，用不着我们千里迢迢的去赶这个场子。”

我承诺的第三条就是在报纸上见，这一条我也做到了，到这里两三年时间后，报纸上就报道了我们支援宁夏建设的消息，老家的人也从报纸上得到了消息。《浙江日报》登了，《宁夏日报》也登了，江浙人民广播电台也来采访了。

我们这些支宁人来的时候决心都很大，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真正遇到了困难，大部分人又都离开了，那时候叫逃兵，但现在对回去的人也理解了。当逃兵的原因很多，先是低标准吃不饱；再一个到宁夏后就遇到了“双反”运动，有很多扩大化的问题，浙江人受冲击最大，也很委屈。

还有个原因就是来之前把宁夏宣传的很好，什么鱼米之乡啦、塞上江南呀、瓜果飘香啦、遍地牛羊呀，但到这里后不是这么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的没办法，到地里拔个萝卜、挖个土豆、偷个玉米的，被发现后要批斗关押的。还有的牢骚多，当时左倾的很，上纲上线，当成闹事和坏人坏事来处理，很多浙江青年成了打击的重点，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很多是处理的过重了。

文革后我们也向上边反映过这些问题，当时我们到了北京，找到了农垦部部长王震，还到山西找过当时的宁夏领导刘格平，最后“双反”运动中受冤枉的同志都给平反了。

在“双反”中最让人奇怪的是还分配了抓坏人的指标，一个单位要抓出多少人出来，完不成指标不行，最后就形成了群众斗群众，你揭发我、我揭发你，谁都不信任谁。极左路线也造成了大批浙江人逃离宁夏。

南梁农场原来基本上是种水稻为主，当场长后最头痛的是作物结构的调整。我们原来有两个老大学生，由于成分不好，不太爱说话，但他们了解的农业信息特别多，1993年他建议我们搞富硒枸杞。他说，南梁的土壤里硒的含量很高，而富硒枸杞以前没人搞过，我是南方人，知道宁夏的枸杞在南方是很吃得开的，市场问题不大，于是我们就开始试种了几百亩，后来成功了。

因为这两个老大学生的父母亲都是山西大学的教授，他的弟弟在美国，是专门搞食品研究的，他母亲还专门给我们讲了富硒枸杞的种植技术要求，又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他弟弟还专门给我们做质量检测顾问，产品出来后送到美国检测，检测结果超出我们的预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南梁的富硒枸杞还出名了，连续三届获中国优质农产品金奖。

获得这个奖后把南梁的富硒枸杞品牌打响了，第二年又第二次获得全国优质农产品金奖。当时的自治区主席白立忱特别高兴。鼓励我们要搞好品牌保护，我给白主席说：下次的金奖还是我们的；白主席说：你要是第三次拿到金奖，我亲自去给你们祝贺。第三年我们又拿到了这个金奖，白主席也真的兑现了承诺，亲自到南梁农场祝贺我们，还带着报社、电视台记者帮助我们宣传。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富硒枸杞已经搞出来三年了，宁夏科委才准备研发这个项目，还让我去参加一个研发座谈会，我说我们已经搞出来了，他们还说老徐你不要开玩笑。他还告诉我，这次请的是西安大学的农业专家，我告诉他，我们请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他们开始不相信，后来看到了产品获奖证书才相信，原来准备召开的那个会也没开成，我们的枸杞比普通的价格翻了一番。

随后我们的富硒枸杞又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农产品博览会，农业部一位副部长带队去的，在那个会上，当年中国带到那个博览会的产品有好几百个，获得了五个金奖，宁夏的富硒枸杞又获奖。

在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定三个人发言，我是其中之一。我说宁夏种富硒枸杞品质好的关键第一是气候条件，这是天时；第二是宁夏种枸杞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是地利，第三我们有大批种植枸杞的科研人员，这是人和，我们又全部施用的都是有机肥，羊粪、牛粪、油饼等，占据了是天时、地利、人和与绿色的农业生产要素。会上订单就来了，当年自治区政府还把我们南梁的枸杞定为出口指定枸杞。

1994年后又从场长的位置上转到书记，到退休也没有离开农垦。当选过自治区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支宁61年，没有一点后悔。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党的教育和父亲的教育都很重要，踏踏实实做事，不做发财的梦，南场有3万多亩地，1600多职工。当场长书记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要说最大的成绩应该是带着大家一起，搞出了富硒枸杞这个品牌，这不是我的，是宁夏的。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