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明

1958年至1965年

三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移民流失回乡。大量的浙江移民的到来给条件准备不足的农垦系统带来巨大压力。由于条件有限，住房吃饭成了大问题。在住房上，原来一家住一间的，现在中间隔一条布单子住两家。新建的生产队搭半地下式的地窝子，有的牛棚、马圈也改建为住房，有的农场场部让单身干部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农垦局下场工作人员晚上睡在长凳上。暖泉农场六队1960年秋窑洞倒塌，浙江青年有一家三口被砸死。口粮不够吃就不顾条件地扩种，前进农场拖拉机不够，用汽车带上播种机播种，直到7月中旬还在播种水稻。1960年全农垦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3.74万亩，比1959年增加1.7倍，但亩产只有45公斤，比1959年降低60%。年末全农垦总人口由1959年的10764人增至38149人，粮食供应不足，10月份职工口粮降到每人每月9公斤，开始“低标准、瓜菜代”，制作稻草淀粉、“人造肉”等食品充饥。这时，自治区又开展“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双反”运动，仅前进农场就批斗273人，送平罗县监狱劳改劳教集训的177人，分别占该场职工总数的5%和3.3%。冬季住房紧缺，烤火煤供应不足，口粮供应量少，许多人浮肿。1960年10月23日，前进农场组织清淤“八一”渠时遇寒流，11名身体虚弱的职工在大风中走不动而冻死。大批浙江支宁青年变卖衣被逃离农场，返回原籍。由于口粮标准太低，死了一些人。据1961年7月统计，农垦系统有孤儿89人，其中父母双亡的遗孤58人，父母逃回原籍的弃孤31人。

四是调整、充实，得到良性发展。1962年起各农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逐步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行了一系列的符合实际的措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年底，全农垦12个国营农场的耕地发展到23.36万亩，职工17729人，粮食总产由1958年的1050万公斤增至1946万公斤，增长79.6%、亩产由103.3公斤增至120公斤，提高16.7%，工农业总产值由368万元提高到916.8万元，增长1.49倍。生产条件的改善使移民人心稳定。

1965年至1974年

1965年11月，平吉堡一、二农场，暖泉一、二农场，前进一、二、三农场,陈家圈牧场划归农建十三师领导。1970年3月，农建十三师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简称农五师）。自治区农垦局下属的国营农场有灵武、连湖、巴浪湖、渠口等4个农场。农五师是学习新疆建设兵团移民开发活动而在宁夏进行的移民开发活动，属军垦开发活动。自治区农垦局及各单位各市县所领导的农业开发活动属民垦的范畴。

此阶段屯垦开发活动发生了一些新的集体性的移民情况。有资料可查的较大规模的集体性移民活动有：1965年6月至10月，平吉堡、暖泉、前进等3个农场安置北京、天津知识青年4486人；1965年8月至9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从师团到班排的各级管理干部和农业、机务技术人员多人，支援宁夏组建农业生产建设师；1966年12月至1967年春天，青铜峡水库淹没区的渠口农场的2个生产队迁移到连湖农场，共98户，459人，另外2个生产队迁移到灵武农场，共163户，745人；1970年2月，青铜峡水库搬迁区的渠口农场职工迁往简泉农场459户，2315人，其中劳动力1094人。

除了上述几次较大规模的集体性移民外，零散的移民情况也时有发生。一是农垦职工家属、亲戚投靠亲人加入到农垦人的行列。二是也陆续招了一些外省和本自治区的农民进入到农垦队伍中。三是也安排了部分部队复转军人，使农垦系统的职工人数有进一步的增加。以农五师为例，据《宁夏农垦志》记载:“安排农村户口的亲属到农场的人数多，总人口在4年间由26090人增至31452人，人均耕地面积由6.16亩降为5.46亩。”其政治、经济发展受文革的影响，但在动荡中有所发展。

1974年以后，农垦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从移民角度来看，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集体性移民现象，但零散的人口迁移情况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