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2020年9月8日，我们在西夏区某小区采访了长城机床铸造厂蔡文礼老人。蔡老祖籍吉林通化，1960年考入吉林工业大学（现合并于吉林大学）铸造专业。夫人张问秋，吉林辉南人，他们俩是同班同学。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沈阳中捷友谊厂，在那实习了一年，1966年12月到银川。蔡老说：“这个日子忘不了。”

蔡老回忆了他们从东北来到宁夏的经历。1966年，他们从沈阳直接来宁夏。当时文革正搞大串联，没有直通车，就从沈阳到北京，再由北京到呼和浩特。红卫兵大串联，火车上人太多下不来，是从窗户爬下来的。之后，也不知道上哪辆车，就在呼和浩特等着，三四个小时之后，再坐上车继续走。当时来的时候有好多职工带着家属，一过包头，荒芜人烟的景象，一些家属在车上就掉眼泪了。

到银川，感觉也很荒凉。他们被接到银川老火车站旁边一个小旅馆，条件很差。第二天去新市区，路面是石子铺路； 厂里没有车，就用大卡车把他们拉到老城，让他们看看银川市啥模样。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玉皇阁和鼓楼建筑，到玉皇阁顶上看银川市，整个是一片黄土。那时候的银川还是泥房，当时银川市只有5万人。饮食方面，他们俩不吃羊肉，但天天都是羊肉臊子面，没办法就弄点饼子吃。

当时长城机床铸造厂，利用了宁夏老党校的旧房子。听说还要建一个西北拖拉机厂，但最终没有建成，他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那些房子建筑，全是干打垒。建长城机床铸造厂，是机械工业部的规划布局。他们来宁夏前，说是厂子马上要进行试生产。来银川后，厂房才盖半截，房顶还没封顶呢。他们参加建厂的劳动，什么都干，埋电线杆子、拉电线、扛水泥、挖地沟等。“来以前就知道条件艰苦，但年轻人有那么一股子热情。”蔡老说，“我们的经历就跟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故事差不多，只不过人家是搞原子弹，我们是搞三线建设。”

1970年，长城机床铸造厂开始试生产。当时，调配过来的技术人员、工人，包括他们这些大学生，还不到100人。其余都是在宁夏招工，到外边去委培。除了他们1966年来的这批人，1970年又调来了一批，各个部门都有，各类人员大致配全了。长城机床厂建设初衷，是要按照西方的建造模式，建成托拉斯式11个厂，就是各种厂子都有。实际上建造了3个厂，文化大革命开始都停了，就建了大河机床厂、长城机床厂和他们这个厂，本来筹建的时候叫长城机床铸锻件厂，结果锻造就没有了。分别在长城机床厂、大河机床厂搞个小锻造，生产的部件供他们自己用。1980年之前，他们做的铸件就提供给大河机床厂、长城机床厂。计划经济时代，一年的铸件也就四五千吨。价格由重工业厅定，没有钱了，重工业厅出面要两个厂给他们补助一点，亏损了十几年。要追究亏损原因，价格是政府定的，1吨铸件才800块钱。那时候铁也便宜，一吨二三百元。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们感觉到这种体制不行了，就得上市场上找活去，不能长城机床厂和大河机床厂两家说多少就多少。于是，他们就开发了国内市场，包括到浙江、云南、陕西、辽宁，辽宁就是沈阳和大连。当时就杭州机床厂、宝鸡机床厂、云南机床厂等7家，他们与这些厂家建立了联系。原来只供两家，现在是7家。机械部设计的产量，就是年产1万吨。蔡老说：“到1985年，我们设计产量不断提升，日子就好过了。当时市场经济，给外边的价格我们可以商量，不是政府说了算。这是我们从宁夏单独的市场走向国内市场，实现我们铸造厂跳跃性发展的时期，就是说挣上钱了。”

1984年，长城机床铸造厂换了新一届领导班子，蔡老进入班子。1984年厂长是陈中秋，调到湖南，回老家了。1985年，副厂长孙文靖正式担任长城铸造厂的厂长，蔡老出任总工程师，一直到2004年。后来又有几个年轻人进入班子。这一个过程，就是长城机床铸造厂按照三线建设发展要求，想生存就得更新理念。更新理念，就得真正换成市场经济，这是走第一步，开发国内市场。1986年，第一次实现长城铸造厂扭亏为盈。蔡老说：“那一年挣了300多万元，腰杆也硬了一点，盖了个小办公楼，原来我们在小平房里办公。”1986年，他们这个厂就改名为长城机械铸造厂，长城机械铸造厂和宁夏柴油机厂实际是兼并，但为了好听叫重整组合。蔡老干了9年柴油机，一直到1994年，他既干铸造，也干柴油机。他认为这届领导班子，特别是孙文靖在企业管理上比较有气魄，发展思路比较新颖，这届领导班子先实现了扭亏为盈。然后联合宁夏柴油机厂，最后组成了长城机械铸造厂，这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想做得更好一点，尽管1979年以后已经是改革开放了，但他们新盖一个厂房没有钱，要考虑发展。他们找到国家计划部机械司，希望能给长城机床厂贷款。当时部里的产品有一些已经出口了，但长城机床厂不行。在部里看来，你连厂房都没有，怎么能签合同呢？实际上，当时有一部分新产品已经向日本出口，他们这届班子一个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再一个是必须提高技术水平。

（薛正昌 杜恩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