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明

1959年1月12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派政府副主席马玉槐赴浙协商接受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之事，经宁夏、浙江两省区商定，从1959年开始，5年内从浙江省动员30万名青年支援宁夏建设。随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员委员会成立，马玉槐任主任，民政厅厅长刘震寰任副主任。安置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民政厅，川区的中卫、中宁、吴忠、金积、宁朔（青铜峡）、灵武、永宁、银川、贺兰、平罗、惠农11县市建立了安置委员会及办公室，有一名副县（市）长主管接收安置工作。根据中央决定和两省区协议，浙江省陆续动员了一批思想进步、有文化、有技术的男女青年来宁参加建设。5月4日，首批浙江支边人员（俗称浙江青年）乘专列来到宁夏。之后陆续分批来宁，1959年来宁50000余人，1960年来宁40000余人，两年共接收安置浙江支边人员96793人（内含家属17126人），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平均年岭不足21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21000余人，占总人数22%。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安置工作，事前多次开会研究，各市、县都认真进行准备。自治区各级政府根据“以农为主”“分别归口”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原则进行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中安置到11个县市农村建立873个安置点（即浙江青年队）。实行在人民公社领导下“独立核算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50175人；安置到10个自治区国营农牧场当职工的35118人；原系国家干部和职工的对口安排在国家机关、工业、交通、教育、卫生、水利、文化等部门的11500人。据统计，各县市从当地公社划拨出12万亩基本农田，使安置农村的浙江支宁人员均有2.7亩农田耕种，并调拨出生畜4900多头，各种农具600件及一批生产中所需的种子和化肥。从东北、上海等地调运了8000多立方米木材，17000多平方米玻璃，新建了一批房屋，各安置地区又动员农民腾出了2万余间房屋，以供支边人员居住。各安置地社队还将划拨给安置点的土地进行了翻耕，并代种了小麦。自治区拨出专款，作为支边人员的定期生活补助，每人每月15元，家属每月10元，以解决浙江支边人员刚来时的生活困难。自治区财政拨出安置经费，按每人平均400元开支，用于安置当年浙江支边人员生产补助（农具、耕畜）、生活补助和维修房屋。这些准备工作为浙江支边人员在宁夏安家落户，迅速投入生产建设，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

1960年，宁夏连年受灾，经济困难，城乡群众皆进入“低标准，瓜菜代”生活阶段，这对刚刚来宁毫无积累的支边人员来说，生活更加困难。一些支边人员曾发生了浮肿、干瘦病。许多浙江支边人员变卖了衣物，作为路费返回浙江或外流新疆、青海等地。尤其宁夏错误开展了“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运动中，错捕、错判一些浙江支边人员，加上生活困难等因素，曾发生非正常死亡1300余人。“双反”事件在这些支边人员中产生了恐惧心理，思想更加波动不安，促使浙江支边人员大批返籍外流，截至1961年6月，浙江支边人返籍外流达8万余人，占浙江支边人数的84%，其中安置在农村人民公社的返籍外流48000余人，占安置农村人数的96%；安置国营农牧场的返籍外流28000多人，占60%；安置工矿企业单位的返籍外流5000多人，占49%。其中包括经单位批准资助路费,返籍探亲未归的3万余人。截至1963年，浙江支边人员留在宁夏的不足1万人。宁夏难以留住移民,浙江、宁夏两省区中止了从浙江迁移青年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