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思温

1936年，我在延长县任县苏维埃土地部长时， 6月初，接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通知，让我到省府所在地瓦窑堡开会（当时党中央也在这里）。会开了几天就停止了。一天下午，领导找我说：“现在时局突变，我们都要撤出瓦窑堡，有60多人要你带领去中央党校报到。”当时中央党校也随中央机关住在瓦窑堡，我很快带领这批新学员到党校报到后，就立即进行撤退准备工作。第二天凌晨，中央党校首先撤出瓦窑堡，转移到安塞县的杨家园。几天后，又转移到志丹县。高级班住在任家坪，我们普通班住在刘家坪。

那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老百姓的生活也同样很困难。地主老财都把粮食埋在山野地窖里，我们吃的粮食，大部分要自己设法解决，烧柴也要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背。根本没有菜吃，有时供给一点胡麻和盐面，就很不错了。能挖回一点野菜来，大家都很稀罕。吃饭用具也很缺，如果谁有一个碗或缸子，那就很不错了。有些同志没有吃饭碗，经常等别人吃过后借用。有的同志，只好在河里找一块石板或到村子里找一些破盆烂罐来代用。

党校的生活条件虽然如此艰苦，但学员们的精神都很饱满，学习热情很高。我们除学习党的历史、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时事和政治常识外，还要学习军事课程。白天听课和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小组讨论。因为连吃的油都没有，所以晚上不点灯。小组讨论都在窑洞中摸黑进行，虽然互相看不见，却讨论得很热烈，逢有月亮的晚上，大家就坐在月光下开会。每周只给各队部发蜡烛两支，供晚间有重要事或看文件和哨所用，用后立即熄灭。

学校为了改善生活，特地办了一个合作社，动员学员入股，每人多者几角，少者五分。当时每人每月只发苏维埃币两角，大家手中都很紧，仍能踊跃入股，积少成多，办起了合作社。

有一次，合作社买来一批鞋，要求分配时，首先照顾没鞋的同志。我们从瓦窑堡撤退时，非常紧急，大多数人只有脚上穿的一双鞋。到了这里，每天都要参加军事训练，经常外出背柴、背粮，走的全是山间石子小路，很多人的鞋，早就烂得不能穿了，我们这个队，40多个人中，就有20多个经常赤着脚。这次分给我们队的鞋只有3双，僧多粥少，怎么解决呢？最后大家决定采用抓阄的办法。我碰巧抓了一双。后来解放了定边县城，党校准备搬到定边去，合作社也要结束了。学校用合作社的一点盈利会了一次餐，每人分到一小碗有肉的烩菜，4个黑面小馍馍。这在当时算是一次最丰盛的会餐。

1936年9月，党校搬到定边县城后，生活有所改善，没有碗筷的同志领到了碗筷，每个小组还领到两个搪瓷脸盆，供集体打饭、打菜用。还能经常吃到黄米干饭和羊肉。这时最大的困难是天气渐冷，到十月间还没有棉衣。定边的天气冷得较早，早上出操时，有的同志只好披着被子上操场。直到后来发了棉衣，才度过了冬天。

我在中央党校只学习了6个月，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和大家一样，始终情绪很高。，尤其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党员，参加革命只知道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具体工作就是斗地主，分田地，打敌人，革命道理知道得很少。经过半年学习，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心胸开阔了，眼睛也更亮了，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从党校抽调90多人，由李维汉（罗迈）同志率领，返回志丹县到中央局工作。我们第一批干部，于1936年12月中旬离开党校，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摘自自治区政协《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