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上海市的一支以华艺越剧团为主，并辅以光艺、红花等团的部分演、职员组成的70多人的文艺队伍，在主要演员王素琴、陈月芳的带领下，于1958年9月下旬来到宁夏银川，支援宁夏文化建设。

他们久居上海，刚到宁夏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习惯。越剧团的演、职员们便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锻炼自己，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劳动，尤其在自治区刚刚成立时的困苦条件下，对这批平均年龄只有30岁上下的上海人来说，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尽管剧团中大部分是女同志，但她们以泼辣、顽强的作风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他们自己脱土坯盖住房，拉砖运土修剧场。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和兄弟团体一起冒着严寒，忍着饥饿，在贺兰山下开荒、修渠、积肥、种田。

扎根宁夏，为宁夏人民服务。对越剧团这些南方人来说，必须闯过语言关。语言不通，就无法了解这里的人民。为消除语言障碍，越剧团的演、职员们主动与当地群众接近，向他们学习，与他们交朋友，尤其在深入到广大农村社队时更是如此。他们几乎走遍了全区各个县市。每到一地，除演戏外，还要给老乡理发、洗衣服、挑水，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让宁夏人民看懂越剧，剧团的同志利用幻灯字幕，用普通话介绍剧情，进行讲解。经过不断的努力，越剧这个南方剧种已逐渐为宁夏观众所喜爱。为使越剧能在宁夏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越剧团的演、职员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从到宁夏建团开始，便排出了不少丰富多彩的剧目，如传统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其中《叶香盗印》一剧曾在自治区首届文艺观摩汇演大会上被评为优秀剧目。为了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他们还在运用传统程式，突破旧程式，表现新的生活内容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排演了一大批现代剧目。如《李双双》等，并把这些优秀剧目送到了农村、工矿、部队、学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他们就步行几十里，背着服装、道具、乐器送戏上门。没有剧场，就在露天演出。没有电灯，就点上汽灯。在基层演出时，为了满足观众要求，他们经常是一天两场戏或一天三场戏。一次在西吉县农村的演出，由于观众强烈要求，竟在一个露天剧场上前后台同时演出两台戏，两面的观众人山人海。这些偏僻的山区从未来过剧团，老乡们看过戏后拉着剧团同志的手激动地说：“若不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哪能看上这样好的戏啊！”

宁夏越剧团不仅全心全意为自治区广大人民服务，还多次赴兄弟省市演出。他们于1962年、1963年两次赴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演出，获得好评，为自治区赢得了荣誉。由于越剧团全体同志在工作中不断取得优异成绩，自治区曾授予“集体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