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宣文

40年前，1965年9月7日，我们636名杭州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响应党和国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告别美丽的西子湖，毅然奔赴塞上宁夏永宁县下乡插队。1966年6月又有302名杭州知青到永宁县插队。两批杭州知青共939人，分别插队于永宁县杨和、胜利、增岗、李俊4个公社、县农场。

和全国知青大潮有所区别的是，杭州知青插队永宁县农村，开创了中国知青集体跨东西大区插队下乡的先河。因生存条件艰苦和政治生态环境恶化而使知青锻炼的强度倍增。经筛选后批准下乡的杭州知青大多品学兼优但家庭出身成分较高，社会关系复杂，因处事待人谨慎小心而使这个群体相对整齐和稳定。加之宁夏各级组织的关怀，有150多名杭州知青留在了宁夏。

40年后的今天，回首凝眸，我们要执著地说：广大知识青年为国家分担困难的献身精神是闪光的，知识青年在磨难和沉浮中领悟到的对人生、社会的真谛是受用终身的，各级领导和回汉人民对知青相濡以沫、风雨相拥的舐犊恩情是难以忘怀的。

1965年9月11日，乘坐发自杭州的专列抵达银川的杭州知青住在宁夏第二招待所等处，当日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秘书长赵延年的陪同下到招待所看望了大家。12日上午，银川市各界人民在红旗剧院集会欢迎杭州知青，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他自任杭州知青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永宁县委书记史玉林则任劳动大学教导主任。杭州知青到达各公社、农场和生产队时，均受到农民群众夹道欢迎。在杭州知青遇到生产、生活中一些困难和问题时，自治区知青办主任白振华深入各知青点调研，及时召开固原杭州知青现场会，银川、自治区知青代表会对保护知青、关心知青、鼓励知青进步等作出多项安排。他特别强调：“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可选择，但革命道路完全可以选择，一定要重在表现，大胆使用杭州知青。”20世纪70年代初永宁县委书记胡明指示：“不要光看成分，每个有杭州知青的公社、农场都必须提拔至少一名杭州知青担任干部。”我就是在那时候被选拔为公社以农带干的团委副书记。

1983年6月，我接到了市委任命通知书，同年12月我升任县委书记。

杭州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清晨刚起，背粪于冻土荒野；太阳已落，割麦于蚊飞暑田；晚上睡在炕上，枕头掉了没有力气捡起来。但我们时时处处得到宁夏父老乡亲们的呵护和照顾。我们的土炕凉了，乡亲们抱来自家的麦柴烧热；我们长年吃咸菜，只要苦苦菜上来，乡亲们准会酸好后送上一碗；我们个别知青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乡亲们奋不顾身出面辩护。这种善待和给予支撑着离家千里的杭州知青度过了命运蹉跎的特殊年代所有艰难的日子。

杭州知青没有辜负组织上和乡亲们的期望。苦难的磨炼使我们在生活道路上不再言难、不再言败，勇敢地去把握来到眼前的每一个机会；回汉人民的厚爱使我们懂得如何和谐地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宽宏之心面对周围每一个人。杭州知青裘志新在劳动之余钻研春小麦育种技术，培育的“永良四号”春小麦良种累计在中国各大春麦区推广1亿亩，为农民增产50亿公斤，增收50亿元，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女知青汪则民关心学生胜似亲人，针对来自农村学生不同情况制定教学计划，培养了众多人才，被评上全国模范班主任；杭州知青项宗西自学了三个大学玻璃专业的全套教材，结合生产工艺搞革新，奇迹般地把永宁县一个鞋业社转产的生产墨水瓶的小厂建成我区大型平板玻璃制造厂，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他通过副县长、副市长、计委主任、副主席逐级锻炼，成长为自治区主要领导。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知青政策调整，一大批回到杭州及浙江各地的杭州知青，失去年龄优势，没有过硬学历文凭，只能从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最底层工作做起，开始了第二次、第三次创业。但知青们身上流淌的仍然是宁夏农村激活的火热之血，仍然以出色的答卷赢得了家乡人民的信赖。杭州知青周立伟，从捆运图书的工人做起，成为浙江新华书店总经理，他创造的产权多元化的集团化扩张连锁经营模式，被中宣部树立为典型，向全国推广。杭州知青洪致平从小学教师做起，成为民办的数千名学生规模的浙江省育英技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他从教学实践中总结的“以共产党员先进性保证民办教育高质量”的经验，被誉为“民办院校的楷模”。

在杭州知青支宁40周年之际，200多名杭州知青从全国各地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父老乡亲们又一次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了我们。在无限温馨的气氛中，杭州知青捐资18万元修建了杭州知青纳家户希望小学，若干个永宁杭州经济合作项目签订。在这杭州知青情感挥之不去的地方，我们又一次获得了新的力量，永远不会停息前行的步伐。

（摘自《知青在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