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上林

1933年，孙殿英奉蒋介石之命出任青海省西区屯垦督办，率其号称10万兵马的四十一军，经绥远省向宁夏进攻，遂引起青宁马家联军奋起抗击孙军的战争，历时4个月，以孙军大败告终。此战的幕后反映了蒋介石与山西省阎锡山、绥远省傅作义、青宁诸马等各地方实力派错综复杂的矛盾。

笔者自1929年至解放前夕，在傅作义部任中校参谋、上校教育长、绥远省国民兵少将副司令、中将司令等职。当年，我在孙马之战中曾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奉命与各派周旋。现将此亲身经历简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1933年，蒋介石采取以毒攻毒分化瓦解的政策，任命原冯玉祥的嫡系、后投靠山西阎锡山的孙殿英为青海省西区屯垦督办。孙殿英表面上接受任命，而内心颇为不满，遂向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三项要求：给全军官兵安家费；给全军发冬装和开拔费；给全军屯垦费。三费共约1000万元。孙殿英明知蒋介石不会给他如此巨款，但仍开口要。

蒋介石也明知孙殿英不肯去偏远荒凉的青海省，更知道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绝不允许孙殿英插足西北地区，但这正是他的用心，让他们互相打，两败俱伤，以消弱这些地方杂牌军队的实力。何应钦还私下许诺，孙殿英如能赶走马鸿逵，可以保他当宁夏省政府主席。所以，孙殿英率四十一军打着去青海屯垦的幌子，而暗中作攻打宁夏的准备。

1933年夏，孙殿英率部抵达包头西后，即按兵不动，作进攻宁夏的准备。

当时，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对孙殿英按兵不动的用意捉摸不透，尤其担心孙殿英会夺取绥远。因为，当时在绥远境内只有他的一个师和王靖国的一个师，兵力不足2万人，完全不敌孙殿英号称10万人马的四十一军（实有7万人）。于是，傅作义为调查孙殿英的真实意图和设法拉拢孙殿英，便派我和参议卢麟甫为代表到包头慰劳孙殿英，并宴请孙殿英的将领。

我时任军官班上校教育长，同孙殿英部的一些将领，如彭振国、李纯华等都是东北老乡和老同学。所以傅作义派我当代表刺探孙殿英在绥按兵不动的用意。

我和卢麟甫带着面粉等慰问品到包头后，了解到孙殿英与阎锡山关系密切，二人信使往来频繁，孙殿英得到阎锡山的很多军械的支援。傅作义和王靖国二部均为阎锡山的部下，所以孙殿英不会夺取绥远而得罪阎锡山，孙殿英的目的是要夺取宁夏。傅作义得知孙殿英没有夺取绥远的企图也就放心了。

1934年1月，孙殿英部进军宁夏。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和其堂兄、时任三十五师师长的马鸿宾一面堵击孙军，一面急电蒋介石、何应钦，请中央明令孙殿英停止进攻宁夏并电请傅作义派兵增援。蒋介石、何应钦遂电令孙殿英停止进攻，同时电令傅作义派兵进逼孙殿英的后方。

何应钦在北平召见傅作义讨论兵援宁夏问题时，问傅作义有无困难。傅作义提出三条要求：绥西交通困难，中央须临时拨给二三百辆汽车；我只临时负责收容孙殿英部缴械投降的官兵，最后由中央派员决定处理；我只负责临时协助缴械，最后由中央派员监督保管军械。这就是说，傅作义不仅分文不取，而且不要孙殿英部的一兵一枪，大出何应钦的意料之外。何应钦认为，傅作义不仅体谅中央的财政困难，而且也对中央忠心不二，他十分满意。于是，令王靖国为前敌总指挥，进驻宁夏磴口县的三盛公一带，傅作义则率部进至绥西的临河县城。

阎锡山在孙殿英进军宁夏之前，不仅接济了孙殿英不少弹药，而且还给孙300多挺机枪和200多门迫击炮。因此，傅作义和王靖国只是在孙军的后方摆出一付进攻的架子而已，并不真打。

在孙马大战中，蒋介石对傅作义和王靖国进军行动迟缓产生了怀疑，便令戴笠派许多军统特务潜入绥远调查，但未得内情。于是，戴派我的族弟李元超到绥西找我。我当时回答，傅作义和王靖国向孙殿英的后方进逼是真的，但因阎锡山与孙殿英二人关系密切，所以傅作义和王靖国奉阎锡山的命令绝对不会向孙殿英开火，只是摆摆进攻的架子虚张声势而已。

马鸿逵在与孙殿英的激战中，频频电请傅作义救援。傅作义则复电应付，说援军日夜兼程前进等语。1934年初，孙军溃败后，马认为傅作义是他“唯一的好朋友”“救命的恩人”，特派大员携带礼品到绥远向傅作义致谢。

孙殿英宣布下野后先到了三盛公。傅作义听说后派我作为代表，携带大批水果罐头和点心慰问孙殿英及其将领。孙殿英到绥远城时，傅作义亲自迎接，并派军乐队到车站热烈欢迎。孙殿英一下火车就对傅作义伸出大姆指说，你老弟真够朋友！我孙殿英算没有白认识你！

傅作义在派我和李英夫（参谋处长）由临河去三盛公临时监视孙殿英部缴械时嘱咐说，王靖国如果约你俩参加就参加，否则不要勉强参加。我们在三盛公的第一天监视工作中，王靖国派其参谋长梁太璞请我们参加，但后来根本不找我们，我们当然也就不参加了。因为，梁太璞奉王靖国的指令，把孙殿英的好机枪和迫击炮私下留了一些，其余转交傅作义。傅作义即电中央派员来绥远验军械。中央复电暂由傅作义部保存。傅作义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也是讨好蒋介石和阎锡山二人。 （摘自《宁夏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