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时期：西夏立国兴农重牧 疏浚古渠依法管水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攻占灵州后，党项等民族熟练掌握了农业生产基本要领，“引河水灌田”。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筑坛受册，自称皇帝，号为“大夏”（史称西夏），实行兴农重牧政策，下令修建了长达150千米的昊王渠。从现在宁夏平原的渠道走向来看，昊王渠的渠线是最高的。

据史料记载，西夏在宁夏平原上修建了许多灌溉工程，水利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使西夏与宋、辽割据抗衡189年之久。此外，西夏人用于修筑护岸或堵截决口的“卷埽”技术，技艺精湛，领先其时代，西夏在水利管理上也十分严格，在中央设置农田司，专管农田灌溉事宜。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部成文法典，开创了依法管水用水的先河。当时宁夏平原上有汉延、唐徕等干渠12条，支渠68条，灌溉面积达160万亩，“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成为西夏赖以生存的“膏腴之地”。

在今贺兰山东麓，尚有昊王渠遗迹，起自青铜峡峡谷出口处，经银川市，至石嘴山市境内，沿山挖渠长达300余里，后因战乱废弃。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宁夏巡抚王珣为绝虏寇、兴水利，对昊王渠进行修复，并更名为靖虏渠，但终因“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竣，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而没成功。今之西干渠西侧有昊王渠渠线遗迹与之平行，部分渠段借用故道。

宋代（西夏）时期，统治者对农业和水利事业尤为重视，中央机构设有专管农田水利事务的“农田司”，农耕用具和生产技术进一步提升，组织对古渠进行疏浚修复，在兴州有汉延、唐徕等渠，在灵州有秦家、汉伯、艾山等渠，并颁布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具体规定了水利建设维修管理办法，凡开渠垦荒者受法律保护，使这里成为“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岁无旱涝之虞”的富庶之地。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年至1169年）颁行。一共20卷，1463条，近20万字。其中第15卷里涉及水利管理方面的法律条文有“春开渠事”“园地苗圃灌溉法”“冬草条椽供给”“渠水”和“地水杂罪”等5门40条之多，从开渠、放水、岁修、派式、用料到违章处罚等皆有法可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汉延渠”“唐徕渠”渠名目前最早见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元代时期：郭守敬因旧谋新、更立闸堰

据史料记载，宁夏引黄灌区自隋唐起，引黄灌区使得宁夏有了“塞北江南”之称。但到了蒙古汗国统治时期，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大量河流古渠、农田水利遭到严重的毁坏。此时的蒙古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民之农桑乃国之根本，并不重视农业发展，更加不重视西夏（今宁夏）地区河渠、水利的维护和治理，致使该地区的农田大量荒废无人耕种、土地贫瘠、渠道淤堵、堤坝崩塌、河水泛滥，此时的宁夏河套地区再也不是当年有着塞北江南称号的富饶之地了。

至元元年（1264年），张文谦以中书左丞的身份巡视西夏，全面负责西夏治水工作，时任副河渠使的郭守敬随其前往，视察水利。郭守敬来西夏后沿黄河两岸勘察地势水情，走访百姓，绘制地图，并提出“因旧谋新、更立闸堰”的方案（即在疏浚旧渠故道的基础上增开新渠、在渠首建闸坝）。忽必烈审批后付诸实施。

郭守敬率领民工开挖、疏浚原有河道，修堤建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修复了长达400余里的唐徕渠和长达250余里的汉延渠以及正渠10余条、大小支渠68条，同时更立闸坝，以有效控制进渠水量，圆满完成了疏浚修复河渠的任务。

至元三年（1266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董文用与郭守敬在应理州（今宁夏中卫市）新修蜘蛛渠（今美利渠），灌溉中卫周边地区近3000亩农田，当地农业获得丰收，官府的税赋收入也随之增加。

在宁夏治水期间，为了探索黄河的航运，至元二年（1265年），郭守敬又亲率人员，从中兴（今银川市）乘舟，“顺河而下，四星夜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自身实践证明从宁夏至东胜这段黄河水路是可以通航的正确主张。忽必烈采纳了郭守敬的意见，在从应里州至东胜沿黄河设立了10处水运驿站，航程850余公里（其中在宁夏的有应理州、沙州、灵州、中兴等水运驿站，航程在宁夏境内的有约400公里）。此后，宁夏黄河航运事业逐步发展起来。

郭守敬一生治理河渠沟堰几百所，尤其以修复宁夏引黄灌区和规划沟通京杭大运河最为人著称。公元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建设。为实现京杭运河贯通，他进行系统勘测、科学规划，先后主持建成会通河、通惠河，南自杭州、北至大都的元明清大运河至此基本成形。郭守敬还编撰有《推步》《立成》《授时历》等14种105卷天文历法著作。

（本报记者 单 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