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睿晓

“来到石炭井我不后悔，现在我仍然记得井下那条黑漆漆的巷道、‘溜子’转动时的轰鸣声、胶片在放映机里‘哒哒’走过的声音。”日前，在大武口区翠柳社区，76岁的马玉祥坐在椅子上，说起50多年前支援三线建设的事。只要一提起“石炭井”三个字，老人的腰板就会不自觉地挺直一些——那是他一辈子最难忘的地方。

“井下没有简单的事”

1973年12月，马玉祥复员返乡，恰逢国家推进三线建设。他主动响应号召，由固原前往石嘴山石炭井三矿，扎根采煤一线，负责开“溜子”。“‘溜子’就是当时井下运送煤炭设备的俗称。前面有人打眼、放炮，炮一响，煤块哗啦啦掉在‘溜子’上，我就开着它把煤一趟一趟拉走。”马玉祥说。

虽然说起来容易，但矿井下没有简单的事。第一天下井，他就感受到那种说不出的压抑。巷道矮，个子高一点的人得弓着腰才能走。头顶是黑压压的岩层，两边的煤壁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硫磺和煤尘混在一起的气味，吸一口都觉得嗓子发紧。“说不怕是假的。”马玉祥说，井下的事，谁也说不准。生怕顶板掉渣，怕“溜子”卡住，怕放炮的震波把哪儿震松了。一个“怕”字，压在每一个矿工心上，谁也不敢不当回事。

有一次，他正开着“溜子”，头顶突然掉下一片碎石，差一点就砸在身上。旁边老矿工喊了一声“快躲”，他本能地往旁边一滚，后背全是冷汗。碎石砸在“溜子”上，“砰”的一声闷响，把旁边几个工友都吓了一跳。等回过神来，有人递过来一壶水，他喝了两口，手还在抖。

井下不仅危险，条件也很艰苦。由于井下煤尘大，呼吸都呛，口罩戴上一会儿就黑了，摘下来鼻孔里全是煤灰。夏天闷热得像蒸笼，衣服湿了干、干了湿，贴在身上十分难受。冬天更煎熬，井下的阴冷跟地面不一样，那种冷能钻到骨头缝里，穿再厚的棉袄都没用，风裹着湿气往骨头里渗。

“但是再怕，一想到这个任务是矿上、组织上、国家交给你的任务，就必须要完成。尤其我当过兵，是共产党员，更要无条件完成。”马玉祥说。

从井下到银幕前

井下作业半年，高强度劳作让马玉祥双手结满厚茧，腰部也落下劳损病根，时常隐隐作痛。正当他扎根采掘一线埋头苦干时，一次难得的机遇悄然降临。

石炭井三矿有个放映员被调走，位置空了出来，拥有电影放映资格证的马玉祥成了第一人选。这张证是他当兵时考的，没想到在矿山派上了大用场。

“那时候放映电影确实吃香，是份挺好的工作。”说起放电影，马玉祥的语气都轻快了些，眼角有了笑意。

从井下到地面，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吃苦。马玉祥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几十斤重的胶片箱子，骑十几里路到矿上放映电影。放完了，再驮着箱子骑回来。一趟下来，少说三四十里路，而且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

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马玉祥推着车子一步一步往前挪。自行车在雪地里打滑，车后座驮着的胶片箱子左右晃荡，他得用一只手死死扶着，另一只手握着车把，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

有一次下大雪，路滑得站不住脚，马玉祥连人带车摔进路边的沟里。沟不深，但雪很厚，等他挣扎着坐起来，第一件事不是看自己摔伤了没有，而是去摸胶片箱子，发现胶片散了一地。他赶紧把胶片一卷一卷捡起来，用棉袄兜着，即使膝盖磕在石头上肿了起来，裤子也刮破了一个口子。可他顾不上疼，把胶片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损坏，才松了一口气，推着车子继续往前走。

夏天胶片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就可能变形，放映的时候会断片。遇到下雨天更麻烦，潮气一重，胶片容易粘连。每次出门前，他都要用油布把箱子裹得严严实实，检查好几遍才敢出门。有时候路上突然下阵雨，他就把雨衣脱下来盖在箱子上，自己淋着雨赶路。

几十年下来，这些“平常事”在马玉祥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他的膝盖常年疼，腿脚不利索。现在年纪大了，阴天下雨，膝盖就疼得厉害。女儿劝他少走路、多歇着，他摆摆手：“这点疼算什么，比当年下井轻省多了。”

如今，老人的日子过得安稳踏实，二女儿在身边照顾，社区工作人员也经常上门看望。逢年过节，其他孩子都回来，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顿饭，热热闹闹的。马玉祥说，这就叫好生活。50多年过去了，那些在黑夜里赶路的日子，那些在风雪中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往前挪的日子，都变成了今天好日子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