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马洪达在辅导员的岗位时间很长，一共干了十年时间。这期间让马洪达最开心的事还是他的妻子带着心爱的女儿也迁到了宁夏。马洪达的妻子顾菊英是1955年3月下旬到达宁夏，来宁前在上海的一家纺织厂当女工，因一人带着女儿实在不易，放弃工作来到宁夏。顾菊英来宁夏时带来了基本的生活用品，包括洗澡用的大小木盆和上海人离不开的马桶，总重量远远超过了母女二人身体的重量，换乘车辆时都要来回倒腾两三次才能把行李倒上车。来宁的路线也是先到西安，再转乘卡车到达银川。马洪达的女儿马丽珠随母亲来宁时刚刚8岁，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她说：“路途中最难过的是黄河，而到了银川最开心的是见到了父亲。”她在回忆时说，“银川的生活很不错，物价比上海低，住的地方也全是上海人，大家还讲上海话，吃上海饭，当地人对上海人很关照，从来没有排外感。”这是她和母亲告别上海时送行的乡亲们最担心的，也是她们最都没想到的。

马丽珠口述：我出生在1947年，在上海即是独生子女，又是留守儿童，我在上海是跟奶奶长大的，我们离开上海时妈妈带着我照了一张相片，离开老家时的景象到今天我也忘不掉，我和妈妈是坐着乌篷船离开家乡的，行李装了有一艘船，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岸边为我们送行，哭着呀，一路就哭着送我们，乡亲们给我妈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到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他们都哭着怕我们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妈特别坚决，一定要来宁夏找我爸爸，我们刚到宁夏租住在一个民居，全是上海人，没有自来水，要到西府井去买水，那时候吃饭还不要粮票，银川人不吃鱼，上海人特爱吃鱼，银川那么大的黄河大鲤鱼便宜得很，一毛或八分就能买到一斤，还有猪蹄子，五六分钱一个，新华街的烧鸡七毛钱一个，烧得很好吃，味道跟上海的烧鸭差不多，价钱只有上海的一半，我们租住的房子比上海的还好，到银川后我上了实验小学，离家不远，1966年银川一中高中毕业后到了银川制药厂，恢复高考后我已经结婚，到了30岁了，还有三个孩子，是老三届，我又考上了大学，算是搭上了最后的班车。我妈妈到银川后一周左右就找到了工作，在宁夏水科所开始做临时工，后来工作表现好，转了正，再后来还入了党，当起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妈妈95岁去世的，改革开放后我还对妈妈说，我们再回上海看看，她都不愿意回去，她说宁夏太好了，跟宁夏人特别好相处，我们一家人都有这种感受。

很好相处的宁夏人与热爱又轻车熟路的教师工作，再加上全家的团圆让马洪达一家的日子十分舒心，可惜的是这种好日子没过几天，新的政治运动又来临了，开始是号召所有人向党交心，并开展大鸣大放活动，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委和政府改进工作，没想到半年后形势逆转，马洪达陷入其中，让他痛苦了很久很久。

（蔺银生 王旭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