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万莹

1940年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吃晚饭，马云泽推门进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崔景岳。信中简要地写着：让老崔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有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后，打扮成商人，带着马云泽开的证明，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省城按照预约与杜琳接头。一会儿，只见杜琳匆匆地从学校赶回来，向崔景岳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琳接触过几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谁料，就在当夜12时左右，他俩刚刚睡下，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孝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20余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往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效贤和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

当敌人从崔景岳身上搜出马云泽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道：“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马孝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人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4人，又由4人增加到6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过去。匪徒们用冷水把他喷醒。马孝贤继续逼供，崔景岳仍拒绝回答。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景岳紧闭着双眼，忍受着敌人的残酷折磨。不一会，崔景岳什么也不知道了……

敌人根据杜琳的招供，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宁夏地下党的同志又有一些被捕。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派去延安送信的江生玉叛变了革命，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而且还供出了崔景岳让他给延安送的密信。

敌人拿到密信，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落到敌人手中，崔景岳心急如焚。他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的组织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立即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接连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狡猾的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先将信的一角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勃然大怒。后经叛徒招供，敌人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

案情迅速扩大，特务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四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一天，敌人又拿了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中共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打，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轮番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敌人还在疯狂抓人，牢房一天天拥挤起来。一天，牢房里关进来几个从边区来的老乡。通过交谈，崔景岳知道他们都是定边的商人。于是，问他们能不能帮助捎信到边区，这几个商人答应了。

5月14日下午，在难友的掩护下，崔景岳给中共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分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信中还写到：“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中央……”崔景岳在敌人淫威面前，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同志们的关怀之情。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阴暗、潮湿、狭小，长年不见太阳，臭虫、虱子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们几经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大家明确了党支部今后工作的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再战。

狱中党支部建立后，首先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许多同志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如杜琳，开始经不起敌人的拷打，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暴露了宁夏地下党领导人，有严重的自首叛变行为，后来在崔景岳的争取、帮助和其他同志的影响下，也有很大的转变，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敌人无计可施，只好给杜琳锁上脚镣带下去，并把崔景岳单独押起来，不准与其他难友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