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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松花江畔到黄河岸边(三)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赵之班:我在金积县干着催收公粮、征兵、剿匪、收枪等工作,干了两年。金积县的干部当时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十九兵团转业的营以下干部,二是从陕北过来的干部,三是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青年。金积县就我一个女干部,工作起来很不容易,情况又很复杂。金积县党委部门在关帝庙办公,只有县委书记房间里有一部电话机。关帝庙里有很多平房,有时干部都下乡去了,就我一个人,关老爷握着大刀,旁边是八大金刚,风吹来的小石头打得大门当当响,吓的人一夜睡不着觉。剿匪时不敢在老百姓家住,因为不知道底细。一次我们几个人下乡,晚上住在寺庙里,就让我一个女的睡在一口棺材里,当时真的很苦。

我在金积县汉渠桥搞土改。当时从北京来了几位大干部,一位是水利部的部长李辅仁的弟弟李辅都,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一位工程师叫王瑞生,也是留学生,让我带着他们。宁夏人说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白天干工作,经常晚上开会。民兵握着枪,站在桥头,护送我往乡政府走,走一段路,民兵喊一声“小赵”,我答应一声,一直把我送到乡政府,那个民兵才回去。划分阶级成分时,还给一个乡的地主、富农划了成分。一次下乡碰见一位老人牵一匹马,马上骑着一个胖子,像是有钱人家的少爷,我用枪逼着胖子下马,让老人骑上马,让胖子拉着马。

我8年没回过一次家,家里也不给我来信,电话更没打过一次。有一次,一个通讯员把我叫到区委书记那里,桌子上摆着四盘菜,我进去后,屋子里的人鼓起了掌。一个人说,你先坐下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我要跟小赵订婚了,为我们做个证。我听了既吃惊又生气,我才15岁,区长都35岁了,与我订什么婚呢。我一气之下把桌子上的菜打落在地,跳起来跑了。跑到渠坝边伤心地哭着。

我那时很苦恼,想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正好遇见新华社一位记者郭普民,他是西安人,大我10岁。我们接触后,他说你这么年轻,记忆力又好,脑子好使,还懂诗词,不上大学太可惜了。他就鼓励我看书学习,努力向上。每次带给我几本新书,因为他是新华社西北分社驻宁夏记者站的记者,有条件找来各种书籍,还有高尔基的作品。每次让我看后,写出读书感想,我不会写,他就教我怎么写,后来他还给我办了《中国青年报》《群众日报》《宁夏日报》的通讯员证。先逼着我每月写几篇新闻稿,写出的稿子错别字多,他就买来新华字典说,不会的字翻字典,再写错了要罚你。哪个字写错了,他用红笔画出来,让我再写10遍。两年间,他对我帮助很大,我的进步也很大,他像哥哥一样要求我,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也喜欢诗词,常与我聊诗词。他的心眼好,脾气也好,长得也帅。1951年6月他受新华社总社调遣,赴抗美援朝前线做战地记者。他走时留给我20多本书,告别时拿着自己的一张照片说,你要是喜欢我的话,3年后咱们在北京十七孔桥上见,到那时我要看你写的日记,你也看我的。看我们互相进步学习,字写的好不好。在他的鼓励下,我练钢笔字、铅笔字、粉笔字,看书学习写日记,提高进步很快。因为常给报社写稿,被抽调到省妇联工作,后来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我能走上这条路,与郭普民的引领启蒙是分不开的,他是我走知识女性这条路的动力。

1951年8月25日,郭普民穿上军装,坐着大卡车,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的新义州,趴在汽车引擎盖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没想到朝鲜战争如此艰苦,如此危险。如果我回不去,希望你忘掉我这个人,但是不能忘记我对你的期望。我要你考文科大学,学新闻、文学都可以,走一条知识女性的路子,因为你有这个天赋。当天晚上,新义州下着雨,美国的飞机到处轰炸。郭普民他们的车停在青山一个水洼旁,因为下雨路滑,致使车侧翻,郭普民和一位18岁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刚到朝鲜的第一天他就这么走了,70多年过去了,这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每当苦闷难受时,想起他那么有才华,年轻轻的就牺牲在朝鲜,我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后来,我患上了癌症,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就把写的许多文章,还有以郭普民为原型写的一部小说《染血的白菊花》全烧了。

我后来写了多篇散文,多半都是怀念郭普民的。他是我尊敬的兄长,是我最好的朋友,别人代替不了。我这一生,把感情都给了他。我曾到陕西民政厅找烈士纪念簿,寻找他的名字,又到他的老家找了两次,没有结果。后来我在网上给他立了墓碑,写了许多文字,许多人读了很受感动,新闻网上还出现过他的一幅大照片,还有新华社给他立的墓碑。1958年在朝鲜会仓郡金矿上建了烈士纪念堂,第一个名字是毛岸英,郭普民的名字在第四排,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保护得很好。

(拜学英 李青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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